如果一辆电车的刹车突然出现问题，前面两条轨道——一条轨道上有5个工人，另一条轨道上有1个工人，这时，这个司机该怎么选择？是选择伤害5个工人还是1个？ 怎么样才是道德的？
再比如，这个轨道上方有一座桥，一个胖子正在往下观看，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就可以阻止这辆车，可以避免那5个或1个工人的死亡，谁会这样做呢？这样做对吗？
代人受孕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忽然拒绝把孩子交给其生理意义上的父母时，什么样的裁决才是正义的？为了避免“9·11”式的灾难发生，严刑逼供恐怖嫌犯以获得情报，这是否道德？
当4名船员在海上迷失19天后，船长决定牺牲其中最弱的无父无母的男孩，以他的血液和躯体维持其余3人的生命，这是正义的吗？是个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还是多数人的生命和幸福更加重要？
这些尖锐甚至残酷的问题来自哈佛大学教授兼作家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的课堂。这门叫做“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正义：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的课程每周吸引1000多名学生。
这些学生们渴望借此扩充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理解，并从中检验长期秉持的信仰。这些学生们曾经学到了过去的伟大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康德、穆勒、洛克——的哲学理论，并用来思考复杂且动荡不定的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反歧视行动、爱国主义、忠诚和人权等。
这也是哈佛大学第一次将课堂对世界开放，将这门课制作的录像放在网络和YouTube上，并且在美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目前，桑德尔根据这门课而写成的书《正义：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已出版。
在一年的时间里，桑德尔和上千名学生一起检视伟人先贤们著作的同时，展开了一次自我寻找和质疑的历程。在课堂上，桑德尔目光炯炯、语速平稳、逻辑层层深入，不断推动学生在无可避免的悖论中得出结论。
贯彻这门课的是三种关于正义的理论：第一是极权主义；第二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第三是道德品质和社会承认。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正义就在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比如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幸福的最大化，满足人们愉快感的能力，即是正义的事情。桑德尔对这些都有自己的看法。
桑德尔将于3月19日晚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和中国的学生们一起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美国对桑德尔进行了独家专访。
1 关于幸福和公正的功利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认清正义之事、找到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
桑德尔：关于正义、是与非的问题，既出现在公共生活中，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在家庭、邻里、学校中遇到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别人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时如何作为？当我们思考公共生活的大问题，比如如何处理穷人、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些问题会出现；当我们思考如何指导我们个人生活时，它们也会出现。
日报：从你的讲座中，我看到很多有趣的例子。你在第一课中举例说，在电车中通过牺牲1个人来拯救5个人的生命。我知道课堂上有很多争论，你认为在这个极端情形下怎样做才正确？
桑德尔：我用电车或其他例子，比如救生艇的例子，是用来表明有时道德原则会产生冲突。比如，在电车和救生艇的例子中，一方面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尽可能多地救人，但那个原则有时会和另一个道德原则相冲突，即每个人都拥有某些权利，不能被当作工具利用，即使有正当原因。所以，这不是要告诉你关于电车或救生艇的例子确定的答案，它的目的是显示出两个相互竞争的道德原则——关切最重要的事，同时尊重个体的权利。
日报：实用主义的正义是看到大多数人累积的幸福。如果政府采用这种思想体系，我们会看到什么？
桑德尔：你是指为最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这种实用主义的极端的应用吗？
日报：是。
桑德尔：我认为该观点的极端版本是一个管理体系，它尝试使GDP最大化，而且GDP是它的唯一目标，甚至这意味着忽视个体的权利，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发现他们遭受了不公平待遇。有时，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会使得一些人遭受不公平待遇。比如，对一家小农户进行土地征用，来兴建一个会使得很多人因此而得到幸福的经济项目。这就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的例子。
日报：不仅仅是农户，在城市里因为城市建设而导致房屋拆迁。
桑德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义务去平等对待每个人。比如当政府在促进大众福利、兴建大的经济项目时，给予合理的补偿。
日报：征用农户的土地兴建大的经济项目是否正确呢？
桑德尔：我的回答是依情况而定。看是否存在一个合法的体制，为那些为了大众利益必须牺牲自己土地的人提供补偿。如果不存在合理的补偿体制，即使这个政策可以促进大众利益，恐怕也是不公平的。
日报：有时很难衡量。
桑德尔：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大化幸福的实用主义思想有两个被反对的理由或者说问题：一是，最大化集体的幸福会使得某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二是，集体的幸福很难去衡量。我们经常臆断，以为增加GDP本身就能转化为集体的幸福或者大众的福利。我认为我们经常在缺乏仔细观察的情况下就简单假定经济的增长、GDP的增加如何影响集体的福利。如你所说，(集体的福利)很难衡量。
日报：关于幸福和公正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什么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对个人权利的关切如此重要？
桑德尔：尊重个体的权利，在道德上很重要。如果你相信做正确的事总是需要尊重人类就像尊重自己一样，当考虑集体利益时并不是把别人当成工具。康德指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集体利益时对待别人如工具一般，那么我对待别人如同对待物体一样，并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个体。这是他对功利主义思想有力的反驳。功利主义思想把人当作物体看待，没有去尊重每个人的人性。
日报：从康德的观点来看，对那个男孩，即使为了其他3个人、10个人或100个人，他们都没有权利去牺牲。
桑德尔：是这样，这是另一个例子。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发现自己在救生艇的情形中。但现今器官移植有巨大的需求，数以千计的人们需要肾移植手术。如果你相信功利主义的正义，你可能会说，如果对于肾移植手术有巨大需求，年轻人可以活得更长时间为社会作贡献，那么也许从那些时日不多的年长者或者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罪犯身上取出肾脏是正当的，那么，从他们身上取出肾脏给那些有需要的年轻人没问题，这还可能对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帮助。这种做法把人仅仅当作物体、备用零件来看待。
我认为很多极权主义的思想体系(totalitarian ideology)都有这样的相同点，它们尊重人权，却没能做到尊重人性。
2 税收的正当理由之一是帮助相对不幸的人
日报：我看到在你课堂上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与道德有关。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能来哈佛读书，因为他们很努力。但你却说他们恐怕是因为幸运，如出生顺序，80%的人是第一胎，你的意思是说成功主要靠运气、出生的家庭，甚至是出生的顺序？
桑德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提出了关于公平的哲学问题，即成功占到生活的多少。我们基于道德的所作所为，生活中成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幸运、家庭和社会环境，即那些不能由我们所决定的因素，这是关于公平和道德功过的绩效化思想(meritocratic ideas)的核心问题。
如果你认为你所取得的所有成功，如金钱、权力，都是因为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你会认为你在道德上应当得到这些和成功一起到来的所有好处，你对那些相对不幸的人们没有义务。但如果生活中的成功和命运好有关，如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出生在某个国家或在某个历史时期，那么伴随成功而来的义务、财富、权利会变得不同，成功就不会被看成是对优点和美德的奖赏，而是被看成承载着对于那些相对不幸的人们的某些义务。
这对公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成功只和个人努力有关，还是成功反映了命运、生活境遇以及和好运有关的因素。
日报：甚至天赋也是运气，对吗？
桑德尔：对。这有两方面：第一，你我具有某些天赋的事实，并非因为我们的努力；第二，我们的社会发现了你的天赋，并给予了奖赏。这样的事实并非是由于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运气。
日报：所以，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有义务去帮助社会上那些相对不幸的人们。
桑德尔：对，不仅对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而言是这样，对那些从社会上得到好处的普通人而言也同样从这个角度看，它强调了成功者对于相对不幸人们的义务。
日报：但这个和税收手段不同吗？因为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运气更好一些，我们就对他们征更多的税去帮助穷人？这两者是不同的吧？
桑德尔：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税收手段。我认为税收的正当理由之一……是帮助那些相对不幸的人们。富人并不只是对他们自身的行为负责。
3 华尔街派发奖金的逻辑是什么？
日报：回到不公平的话题。看起来美国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是这样吗？这是公平的吗？
桑德尔：我认为近十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虽然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突出的，但是不平等的现象确实很显著。我认为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不平等程度却很可观，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并非是特例。
日报：我指的是在发达国家中。
桑德尔：从一些度量上看，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日报：如何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可以通过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来解决吗？
桑德尔：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确保税收体制能从富人中征收足够的钱。其中一个做法是向穷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另一个做法是用从富人那里征税得到的钱投资公共机构，比如强有力的公办学校、公共教育系统，对每一个人都是强有力的医疗保障、住房和交通，让无论什么背景的人们都能有公平的生活和取得就业的权利。
所以，一种做法是再分配财富，为穷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另一种做法是投资公共机构，如医疗、教育、福利、住房、公共交通等，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生活的权利。
日报：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吗？
桑德尔：在西欧国家，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为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主制运用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原理。在美国，它被倾向于称作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者福利公家思想(social welfare state idea)。但是由于这些术语在不同地方意味着不同的意义，我认为最清楚表述这个思想的方式是把它称作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 或者 (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制，这两个术语在西欧国家使用。
日报：聊聊美国不平等的一个例子，例如华尔街的额外奖金。你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如果不是他们导致了危机，那么当市场情况好的时候也不是由于他们的功劳。对吗？
桑德尔：对，我认为甚至在经济危机之前，华尔街银行家和CEO们所拿到的额外奖金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out of proportion)。我认为，那些补偿是过度的。那些声称银行家是股票市场成功的所有原因并不能为之辩护，并不都是他们的力量。
日报：他们导致这样糟糕的状况，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当美国失业率还在9.8%的时候，那些华尔街的人士又开始得到奖金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桑德尔：在美国，人们对华尔街派发奖金有广泛的愤慨，尤其是那些拿纳税人钱的公司。我认为，这样的愤慨有正当理由，我同意奥巴马总统的提议，通过对银行征税来偿还纳税人。
日报：华尔街派发奖金的逻辑是什么？它是不道德的吗？
桑德尔：人们运用那些古典哲学家的智慧去思考当今的生活例子。亚里士多德说，公平意味着给人们应当拥有的权利，依据人们的美德去奖励他们。用这个原理，我认为很难去说明华尔街薪水的正当性，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理可用于现在的讨论。我们应该在贡献上多留意。
我认为，薪水应该更接近地反映对社会福利贡献的价值。用这个衡量方法，学校老师和护士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华尔街的银行家，可能还有一些体育明星，应该得到更低的报酬。
麦克·桑德尔
● 1953年3月5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
● 1975年，毕业于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1981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 198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政治哲学。到目前为止，超过14000名学生注册了他的“正义”课程
● 1982年，出版《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
● 2005年，出版《公共哲学：政治中的哲学问题》
● 2005年～2007年，为布什政府在生物医学新科技方面的道德问题提供建议
● 2008年，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委员会表彰
● 2009 年，在BBC推出的一年一度广播节目 Reith Lecture 中发表演讲“一种新的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