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下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展开了一场以“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演讲。
“十三五”规划，中国需要面对五个关键挑战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任何一个规划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关注速度和次序。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必须要维持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平衡。第二点是规则。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必须有人去塑造这个市场，必须建立规则来指导市场。不能全部由市场自己来制定规则，市场本身不会为了社会的平等来制定相应的规则。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在环境、教育、健康、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根据中国进行“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分析指出中国需要面对五个关键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必须在十三五计划中进行应对的。这些挑战不仅是中国所面对的，也是大多数国家所面对的。第一点就是不平等。这是一个伴随市场而生的悬而未决的挑战，需要市场、政府、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来应对挑战。其中，结果的不平等与机遇的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中国现在不平等的现象有所缓减，但是还是比美国不平等的现象更为严重。同时不平等不仅仅只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也影响着经济的表现，长期的不平等是与经济绩效下降相关的。
第二点是环境的恶化。环境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环境的不断恶化会影响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及寿命，这是很重要的挑战。
第三点是经济的不稳定。市场本身并不高效，也不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律中也有些漏洞，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不对称的一些研究也能说明经济的不稳定。他认为要求中国市场的自由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论调，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是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对中国来说成本尤其巨大。斯蒂格利茨认为在金融行业改革的讨论中，大家都关注于预防金融业来破坏其他的行业，预防带来金融危机，或者造成很多信用卡的透支，或者预防一些掠夺性的放贷等等，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金融行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管理风险、分配资本，特别是像中小企业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机遇，带来平等。
第四点是信任的萎缩。 在中国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在西方很多国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公共、私营部门的经济效益，都与这相关的。同时不平等也与之息息相关，当然也是与腐败相关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腐败的问题，可能在私营部门也有相关的问题。在美国，这也与在危机时“公正”的缺位息息相关，有人称之为美国式的腐败。
第五点是经济的调整。斯蒂格利茨指出这是一个持续的，一直进行的过程。就中国而言，经济结构尚不完善，还要更多地发展服务业，而且更多的是要将出口刺激转向为内需刺激，但是目前就这个形势而言还是有许多困惑。
斯蒂格利茨指出进行适当的平衡和顺序的安排，包括公民、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是实现2020年中等繁荣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影响平等的两个因素
斯蒂格利茨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在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分配方面，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向心和离心力平衡的问题，如果说向心是收入，而同时还有一个离心力来拆散。在美国最近这几年，这个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向心力增加了，离心力更强，所以大家看到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增加。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斯蒂格利茨认为要同时找到这些离心力的力量，也能够了解向心力的力量有哪些，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多的平衡的分配。例如激进的税收或者说资本的税收，会带来更多的不平等的现象。在美国有过非常激进的税收，也就意味着顶层的税实际上要低于穷人的税，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巴菲特曾经说过，他所付的税，实际上税率比一个普通人的税率低。另外在教育方面，美国还在建立一种更平等的教育系统，它赋予美国人平等的教育机会，所有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斯蒂格利茨希望在“十三五”规划中看到中国建立一个相似的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关注于为创造教育的机会的平等性，从而避免社会的离心因素增加。
政策的制定需要开放的思想和理念
斯蒂格利茨认为，一个最好的政策，能够以一种协调性的方式应对所有战略性的问题。他指出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它并没有考虑到环境的恶化和健康的问题，而这些都是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涵盖进来，人们看问题的视角会非常不一样。
另外一个政策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开放的重点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个速度和次序建立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理念的开放。在1980年，中国转型市场的时候，斯蒂格利茨与一个代表团——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代表团会晤过，也谈到了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当时中国的代表都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倾听各种各样的观点，斯蒂格利茨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和理念的开放才促成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他认为最次要的一点也许是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这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次要的。
现在大家都在辩论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政府继续在很多重要的市场中，比如金融市场、创新、行政划分、不平等教育、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首先要了解政府需要在哪里发挥作用以及市场的局限性在哪里。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主要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不平等、健康这些社会性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可以用市场来加以解决，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去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能两极之间过度摇摆。
中国经济增长应靠公共投资推动
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内需，这是全球经济的问题，全球经济都在放缓，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的疲软，已经没有办法靠出口了，因此需要转向国内的需求，有些人却对这一点进行错误的解释。想要增加中国个人的消费，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只是GDP的35%，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少，所以这是结构转型中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应该是基于个人的消费来推动，而是要基于公共的支出、公共的消费和公共的投资。例如有很多人进入到城市居住，所以应该建立公共交通系统、建立公共的教育系统以及建立一些基本的房屋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而且还需要公共的支出来进行医疗的投资，这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这过程中要避免美国失败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是基于对私人医疗的构想，而这其中有一些激励的扭曲，比如说支出占GDP很高的比重，但是结果几乎要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要糟，澳大利亚只花GDP的8%，而不是17%，但是寿命却比美国长三年。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应该创造更多的投资，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由于全球化，现在中国变成世界的一个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金砖五国银行的建立，就是把一些收入储蓄进行了回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进行个人的消费，而是进行了投资，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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