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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实况是什么？ 按照2008年SNA的定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5个国际组织共同制订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通常而言，我们更多关注GDP的实际增速，即剔除物价因素之后GDP的增速，但并不意味着GDP的名义增速（未剔除物价因素的GDP增速）就没有意义，尤其在后危机时期，作为就业和通胀综合情况的经济指标，名义GDP增速显得格外重要，实际上欧美日等货币当局已将GDP名义增速作为了其重要政策目标之一。 我们的情况呢？2015年中国GDP名义增速是6.42%，是1999年（6.25%）以来的最低水平；GDP实际增速是6.9%，是1990年（3.9%）以来的最低水平。1999年的宏观大背景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1990年的宏观大背景主要是中国“价格闯关”失败后的社会风波，而当前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值双双指向了前期危机时的最低水平，表明当前经济运行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实况是什么？ 如果将实体经济粗略地看作是剔除金融后的GDP，危机前（2004-2008），实体经济名义增速平均在18%，危机爆发初期的2009年一度跌至9%，随后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下，快速回到18%。但自2012年之后，实体增速就一路下滑，到2015年已经降至5%，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 同时观察银行业资产年增规模占剔除金融业增加值后GDP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的是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效果。危机前（2004-2008），这个占比平均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够带来3元的GDP增长。目前这个占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能带来约2.3元的GDP增长。鉴于经济还在减速下行，可见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低。 还有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了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量。危机前（2004-2008），金融占经济的比重平均在5%，目前已经升至9%。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实体经济差、金融风险高”也是实情。
三、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实况是什么？ 伴随经济增速的回落，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增加，“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运行已近进入到新旧经济切换阶段。 目前GDP统计中的第三产业除了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批发零售，金融，住宿餐饮，房地产五个行业之外，还包括了涵盖IT、软件、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技术服务和勘探，居民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福利，文体娱乐，以及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他服务业，而这些其他服务业虽不全面，但基本反映的是“新经济”情况。 截至2015年，其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升至20%左右，在2015年6.9%的增长中，有2.4%是来自其他服务业的拉动；相应工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至36%，对于2015年6.9%的增长拉动仅为0.13%。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结构调整也在出现明显的变化，说明新的增长点可能已经出现了端倪，而此端倪一定会被宏观层所重视，也应在政策安排中予以考虑。
四、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的实况是什么？ 从劳动力需求层面，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调整和城镇化仍在推进过程中；但从在劳动力层面，已进入到适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阶段，从2012年至今的4年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已近1500万，由此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为了观察这一变化，笔者匡算了中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即用全口径就业数据减去第一产业的就业数据。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非农就业年净增人数由危机前的1595万人（1996年）快速下降，到1999年的166万，同期的年新增城镇人口稳定在2100万左右。因此，当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按照蔡昉等人的估算，当时的失业率接近8%，相应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幅出现了快速下滑。所以，当时只要想办法把就业市场被危机冲击出的那个缺口填起来，劳动生产率就能很快地回升，经济自然也就好起来了。 但是2008年危机以来，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除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出现短暂小幅下滑之外，其它时间内非农就业人数基本保持在1700万左右（在2014年和2015年，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就业实际上是净减少的，增加的只是服务业）。表明本次危机以来，我们的就业市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劳动生产率增幅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对应着经济增速也是一路下滑。显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带动劳动生产率回升的办法，在本次危机后的运用空间受限了，其背后实际反映出了经济增长动力从哪来的问题。
五、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实况是什么？ 从GDP的表现形式而言，包括生产法计算的GDP价值形式（即涵盖三次产业增加值）、收入法计算的GDP收入形式（即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和支出法计算的GDP产品形式（即三大需求，包括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其中生产法的GDP我们可以理解成对经济运行中总供给衡量的指标，而支出法的GDP则是对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衡量的指标，而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角度而言,总供给与总需求应该是相等的，即生产法GDP与支出法GDP应该是一致的,相应两种方法得出的增长率也应一致。如果观察2012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但从2012年之后，生产法GDP增速持续低于支出法GDP增速，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中，生产法GDP增速明显高于支出法GDP增速。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从数据层面，就是存货增加这一项出现了大幅波动。因为从生产法GDP 核算的角度, 只要产品生产出来,都应计算相应生产活动的增加值;而从支出法GDP核算的角度,那些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是作为存货增加计入支出法GDP。而本次危机以来，尤其是期间我们经历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快速出台和退出，存货增加数据如此大幅的波动，是不是说明在宏观政策如此剧烈变动下，经济微观层面仍然处于不适应期呢？
六、各地经济运行差别的实况是什么？ 我们的GDP从区域上还包括两个层面，即全国的GDP和各地区的GDP，有这两个层面的数据，就可以观察中国中观层面的经济运行状况。 例如，以全国的数据作为标尺，2015年中国经济大致有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包括浙江、北京、广东、江苏、重庆、贵州和福建7地（5省+2市），它们的经济增长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其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均有提升，其中浙江是唯一2015年经济增速较上年提升的省份（2014年增速5.87%，2015年增速为5.93%），广东省则是唯一占比超过10%的省份（2014年占比9.91%，2015年占比10.06%）。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四成。 第二区域包括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辽宁、陕西、甘肃和新疆7地，它们经济增长情况差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其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均有下降。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在两成。 第三个区域就是除上述两个区域之外的16个省和直辖市，他们经济增速与全国增速差距不大，经济总量占比变化不明显，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在四成。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中观境况大体格局是“4：4：2”，四成好，四成中，两成差。 同时，观察新增贷款规模与GDP年度差值的比值情况，还能看出各地经济增长与融资支持的关系变化情况。例如，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分界，观察本世纪以来全国的这一指标情况——2001-2007年期间，该指标均值为1.2，换而言之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1.2元的信贷；2008-2015年期间，该指标均值为1.8，即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信贷量升至1.8元；2015年该指标为2.8，即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信贷量升至2.8元。同样以全国的数据作为标尺，来观察各地的情况，上述第三个区域2015年合计新增贷款规模近2万亿，占到全国新增贷款的三成左右；而其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为17%，言外之意，信贷比重接近经济比重的两倍，但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均低于2%，表明这一区域的七个省份对于融资依赖度如此之高，恐怕与“避免经济硬着陆”、“防止区域性风险”的宏观要求有关，可以说这一区域融资中有大量资金是用来“保命”的，而不是用来“成长”的。这一客观事实，是我们在评判中观经济情况时，不能忽视的，而且对于转型而言，这一尾部风险必须要得到化解。
七、政策预期和实际运行的实况是什么？ 每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会给出当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及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期幅度，加之从2003年开始，财政部提交“两会”审议的“预算报告”都会公布当年的赤字规模和赤字率，通过推算，我们就可以得出GDP的名义值，算出GDP的名义增速了。由此结合政府报告和预算报告，就能推算出当年GDP平减指数的预期目标了。例如，按此方法就能得出2016年GDP平减指数的预期目标为0.34%-0.84%。 为什么说GDP平减指数重要呢？因为它作为宏观价格水平的观测指标，范围不仅涵盖全部商品和服务，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一般意义而言，如果说GDP平减指数增幅很高，往往意味着经济已经过热，反之增幅很低，甚至是负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很冷。以此判断的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基本仍处在偏冷的区域，去年我国GDP平减指数为-0.5％，PPI连续第四年负增长。所以当下宏观层对于物价的预期目标会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随后的政策实施一定会锁定这个目标展开。 例如，2012年至2015年间，GDP平减指数预期值均高于实际值，且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15年已经是方向性的差距了（预期值为3.75％，实际值仅为－0.5％）。表明近几年来经济运行的热度始终低于宏观预期，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2016年的预期值下调至1％以下，或者还可以理解为宏观层对当前经济现实的承认。 而2012年之前，除了2008年之外，GDP平减指数预期值均低于实际值，显示宏观层在该阶段更多地考虑不让经济热度上升。最为典型的是2007年，为了防止经济热度过高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当时宏观层的GDP平减指数预期值是-1.6%，而且当年宏观政策确实也采取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例如每月上调一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每两个月上调一次存贷款利率。这一政策导向一直延续到2008年上半年，以至于当时颇有人质疑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是否及时。 如果说经济指标的预期值实际上反映出宏观层想要的东西，经济指标的实际值是政策主观和经济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那经济指标预期值和实际值之间差距的变化，则反映出宏观层对于经济运行事实及未来走势的接受度和认知度。从逻辑上讲，当宏观层的预期值向实际值靠拢，在随后的政策安排上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以上七个方面的经济观察，笔者就是从GDP引申出来的，实际上这样的观察恐怕还有很多，比如杠杆率、债务情况、金融风险、国民财富等等，总之，经济观察以取决于数据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观察的角度，此点和“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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