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北大教授聘任制改革”座谈会。赵耀辉教授主持座谈会，周其仁教授就“教育国有化与教授聘用制”做主题发言，胡大源教授介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人事管理”若干做法，陈平教授作评论发言，最后闵维方书记介绍“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指导思想和有关情况。
周其仁:“教育国有化与教授聘用制”
北大正在进行的教师聘任制改革，是一项需要勇气的事业。因为改革不但免不了要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而且如哈耶克所说过的，改革还常常是“一场知识上的冒险”。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提出改革的目标和方案的。无奈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很片面，不可能完全知道改革的后果。因此，我们只好一面讨论和辩论，一面在现有的限制条件下实践。
第一、“权利与尊严”的相互性
现在有一种批评北大方案的看法，认为改革“首先要保护教师的权利和尊严”。我认为要提出补充的是，任何权利和尊严都具有相互性。教师的权利和尊严当然要保护，但一个好的大学体制还要考虑学生的权利和尊严，考虑学生毕业以后用人单位的权利和尊严，考虑现有教师的潜在竞争者的权利和尊严，考虑所有知识的供方和购买方的权利和尊严。
比较而言，北大学生的优秀不但是他们在竞争中被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才进入了北大，而且是因为他们进入了北大之后还面临持续被挑的激烈竞争。他们要继续被挑下去，才能得到更好的深造机会、研究机会和工作机会。而我们教师进了北大之后，继续在竞争中被挑的强度怎幺样？我认为，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教师竞争力的下降不是哪个老师个人的责任，而是体制的责任，因为现行的教师全员终身体制严重减弱了教师在获得大学教职之后的竞争压力。从制度的层面看，没有足够的持续竞争的压力，单靠我们自己的自觉和自律是不够的。
我理解，这次北大人事改革并不是要针对某一个人，而是要改革教师全员自动终身制，增加老师获得教职之后持续的竞争压力。我认为，保持老师和学生之间持续竞争筛选压力的平衡，是保护和尊重各方权利和尊严的可取之道。
更一般地问，是不是因为要经受竞争和筛选的压力，就意味着权利和尊严受到侵害？我们不妨到市场上走一走，顾客们要挑选，要选择，要表达自己的喜好。顾客不买某一种产品，是不能因此就裁定他侵犯了卖家的尊严和权利的。否则，顾客的权利和尊严何在？这就是我说的权利和尊严的相互性。当然，买家无权规定卖家一定卖什幺，无权羞辱任何一个卖家，更不能白白拿了卖家的东西就扬长而去，但买家的“不买权”，可没有侵犯卖家的权利和尊严。
知识市场上的情形比较复杂一点。但基本道理相通：所有知识供应者的“产品”要被市场里的“顾客”评价、挑选，不能自说自话，强卖成交。认为大学教授的待遇机制可以根本不同于市场上的普通人，我没有办法同意这样的高论。
第二、不同类型的教授终身制
北大这次人事改革要废除教师的全员终身制，改为所有教师在获得资格之后，要经过一个再次竞争筛选的程序，只有胜出者才能成为终身教授的新体制。问题来了：既然要废除教师的全员终身制，为什幺又要引进部分教授终身制？
我的看法，大学教授经过激烈的竞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获取终身教职，这样一套制度，并不是单单大学才有的。市场经济里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设计所和投资银行，差不多早就是这样一套制度：一名新的专业工作人员人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和竞争评选程序就升为合伙人，完成从所谓“打工的“变成”老板”群体的一分子。很清楚的事情是，私立大学在结构上与律师事务所没有什幺本质不同：出资人及其董事会（校董会）——合伙人（终身教授）——有望成为合伙人的年轻律师和一般雇员（tenure-track 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
为什幺私立大学的出资人要容许部分“打工的”教授，有朝一日成为不能随意解聘的、参与治校的终身教授呢？简单的答案是这样的。私立大学和律师行、投行等机构一样，主要靠专业人士的知识参加市场竞争。这些专门知识的质量是如此难以加以考核，以至于除非这些“人力资本家”成为机构的所有者，一般出资人无从“榨取”知识的供应。从这一点看，教授的终身教职制度无非是形形色色市场合约当中的一种。在长期的竞争演化中，私立大学通过这种体制找到了私校出资人（财务资本家）与教授们（人力资本家）合作的适当形式。
在美国，大学从来没有全盘国有化。私校和公校并存，而私立大学的竞争力有目共睹。因此，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都是“部分终身制”，教师入门之后还要经受长期竞争的“折磨”和淘汰，才有一个概率可以当上终身教授。当然，在公立大学当终身教授的竞争程度通常比私立大学的要“软”一点。我看到1998年的统计资料，美国公立大学终身教授的比重要比私校为高。与此相适应，公立大学终身教授的平均薪资也比私校为低。最顶端美国名校大部分是私立大学，可不是白来的。
英国式的终身教授制是另外一个类型。那是一种全员终身制，就是每一个教师都是终身职位，除非犯罪或重大道德过失不得被解聘。我认为这与英国当年的全盘教育国有化有关。当所有教育机构都是政府的之后，教育市场的竞争就完全被“罩”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教育市场的竞争被人为减低，全员教授终身制就顺理成章了。
好在英国没有全盘国有化，那些大学产出品的“买家”还是要彼此竞争的。这种从最终需求环节传递过来的竞争压力，多少对英国式全员教授终身制产生了一点矫正作用。即便如此，全员终身制还是无法适应知识竞争的挑战。1998年英国通过《大学改革法》，正式废除了教师全员终身制。
传统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大学，差不多就是英国式的全员终身制。不过，由于用人单位和知识买家也全部是国有的，知识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这类大学体系里比英国还要薄弱。我以前的文章已经讲过了，国有工业的亏损比较容易看出来，而国有教育的“亏损”非常难以看出来。这里的困难自成一家，改革是必要的。
第三、改革要以大学为本位
有批评还说，北大改革不合法，应该以英国为范本，需要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大学改革法才可以把中国大学的改革付诸实践。
这个意见我完全反对，因为在中国于法无据。我赞成以大学为本位、经由分散的改革实践来推进改革。主要理由是，我国历史上凡有点名堂的大学，从来就是各有各的传统。自从1904年我国废除科举，开办新学之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大学，虽然绝大部分都叫国立，但实践传统完全不同。北大和国内其它名校一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光荣与梦想。正是这各个不同的传统，已经并将成为这些学校适应当代变革的强大动力。全国统一的大学改革法，动力究竟何来呢？
另外，还是因为前文讲过的“知识上的冒险”。北大试北大的办法，清华试清华的办法，全盘皆错的危险就比较小。不同的改革方案都在处理分散的信息，也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这就有可能把改革的路子真正走出来。等到有了实践的基础，再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法把已经改革成型的经验以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这是我理解的法治。没有大学改革法就不能改革，未免过于武断了吧？看一看经验好了：要是没有人民公社改革法就不准改革人民公社，那幺大概今天农民还可能生活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
进一步说，近代以来凡有名望的国立大学，向来都是“民营”的。这个“民”，主要就是教育家。没有蔡元培和以后各位有作为校长的贡献，北大还是不是国人心目中的北大？讲到底，大学这种机构，光有国家出资是远远不够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实在希望北大的现任校长和将来的校长，能够继承发扬蔡元培校长的民营传统。
第四、对北大改革的一点建议
我基本的想法是知识市场的竞争经过大学本位来传递，然后内部生成一个改革方案。但从目前讨论从第一稿变成第二稿的趋势来看，搞不好这个改革方案会一退三千里。建议北大这一级的方案不能太细，但要确立一些有最大共识支持的原则。要非常的简单，包含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然后通过这个原则指定我们的二级法人机构。大学是一个本位，但是北京大学这幺大的机构，专业这幺多，情况这幺千差万别，应该要给我们的学院相应的地位和空间。根据学校通过的改革的准则，然后由校方挑选合适的院系的领导，责成他们完成院系的人事聘用方案。另外大学一级要审查各个院的改革方案，主要审查和学校的最基本准则是否一致，然后进行。我认为现在由大学本部直接听取各方意见，意见强烈的时候就作些调整，再调整几稿以后，恐怕还有些麻烦。应该进行两截式处理，在一个共同的准则之下来推动。
胡大源：“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人事管理制度：个人经历与看法”
刚才周老师讲了被挑的道理，现在我讲讲自己被挑的经历。我不是代表中心来讲，只是讲讲自己的经历和看法。经济中心的制度也不见得都适合各个院系，不是想把中心做成一个表率。然而，中心制度已成功实施多年，其中经验教训可能对各个院系的改革有所启示。
我来中心之前在美国做Post Doctor，译为博士后研究员，听起来好象很响亮，其实是1994-95年前后经济学专业找工作很难，往往一个工作岗位上百人申请。我虽然不幸运，但总算能做Post Doctor，只是它一年一签合约，压力很大。这样在研究上就有“短平快”的倾向，因为每年要签约，虽然说成果不错时，工作单位会主动跟你签约，但每个人都不愿意被人挑下去。所以做了一年之后就申请Tenure Track。我在美国找工作时是通过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者从业信息》（Job Opening for Economists）找的，它有很多分类，如美国国内与国际从业机会，学术与非学术从业机会等。我当时就是从这一信息渠道得知中心招人的，并申请到这里工作。当时申请材料有个人简历、三封推荐信、其它支持资料；接着就开始了初选、面谈、校园面谈。当时易纲教授通过电话对我“面试”。上百人的申请，到了校园面试就是两三人了。我还算幸运得到这个工作。
到中心之后第一件实事跟中心主任林毅夫签约，并给你一个信，明确你的职责和待遇。基本上和国际上接轨的，分为三块：教学、科研和服务。教学有为本科双学位学生讲授“经济与商务统计”，为研究生讲授“应用经济计量学”；研究压力很大，要争取理论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另外做些应用政策分析，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报刊发表；服务就是负责经济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项目教学管理。
中心1996年草案做得非常简洁，但各方面都已比较完整。人员按通常做法分为三类：专职研究人员、客座研究人员和行政/科辅人员。专职研究人员又分为三级：讲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教授(Professor)。专职研究人员的招聘程序。由中心主任组织招聘委员会，了解申请人的情况，提出初审意见；最艰难的一条是要全体高级专职研究人员讨论表决通过；最后由中心主任聘请。聘任期是讲师三年，副教授四年，可续聘；教授为终身制。晋级标准以学术成果和教学成绩为主并考虑为中心服务的情况。晋级程序是由本人书面工作汇报申请，中心高一级专职研究人员讨论并投票表决过半数者报请北大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有特殊学术成就者可破格提前推荐。
制度并不复杂，真正难的是执行。如果没有好的执行机制，即使费力气通过制度了也没用。就我的观察中心这套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并不容易，很多人以为进中心并不难——因为是一个新的单位，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套制度的坚持执行要得罪人的。我回来后就遇到这样的经历。中心主任就要不怕得罪人，必要时做一下“恶人“。各个院系的主任也会权衡，因为他以后还得在这个院系，如何保证他在必要情况下有动力去得罪人是个大问题。
由于中心老师的理解和配合，中心这套制度不仅至今严格执行并不断加以改进。原定的招聘等重大事宜由全体高级专职研究人员，事实上改为全体研究人员讨论表决通过。所以即使是一个刚进中心的新教员，在这类讨论场合也可以挑战林毅夫，挑战非常有成就的老教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通过民主制定和修改规则提高了凝聚力，中心成立以来很稳定，大家感到心情舒畅，这跟规则的执行紧密相连。另外这套规则明确，便于监督执行，避免个人专权或擅自改变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广招人才，所有人的背景都千差万别，避免近亲繁衍。中心的老师来自不同学校、个人经历和各自学术领域也差别很大，不同角度探讨问题有助于学术创造。
中心教员不多，全职教员现为19人。但效率高、影响大，高水平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国际同行的认可；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系列讲座及简报300多期；国际学术期刊文章数十余篇；高层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余次，其中和美国经济学和政策最高研究机构“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召开研讨会5次。这些成绩和中心制度建设和管理方法显然有紧密联系。我的介绍只是抛砖引玉，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做深入的总结。
陈平教授评论
我先评论北大BBS上的问题，再评论周其仁和胡大源的讨论。这次北大改革的反映之大出乎我的意外，我觉得北大这样的改革从国际标准上来讲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想不到在北大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看了BBS上的讨论之后，我觉得有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北大的改革是否是媒体评论的“休克疗法”？
换言之，北大改革的步伐是否太快了，或者是淘汰率太高了？先说世界一流大学取得终身教授职的淘汰率，美国前十名大学为80-90%，前50名大学是50%以上。即使如此，近年来美国改革终身制的呼声很高。因为物理等基础学科，七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新的职位。冷战时代招聘的教授还未退休。过去二十年新领域的突破大都是没有终生职的研究生和研究员做的。我在的德克萨斯大学校方，刚刚提出要对已经获得终身职的教授每隔几年要做评审，商学院一位有名的研究金融兼并的名讲座教授就自己先走了，因为他过去虽有成就，但近年没多少创新。相对国际一流大学而言，北大的本科教育是国际先进的，但研究院水准就参次不齐。目前北大提出的改革，具有 “摸石头过河”和渐进改革的中国特色，和休克疗法相距甚远。
我很惊奇北大校园的反应，和国际潮流反差甚大。为什幺呢？我对北大有些观察：是北大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北大的竞争意识。我不是北大毕业的，但我来北大已经六个半年了。我非常喜欢北大学生的思想活跃；非常喜欢北大老师的多样领域；但是非常不喜欢北大崇尚高分，追逐名家，自命老大，不重创新的校园文化；非常不喜欢北大缺乏国际竞争和学派交锋的研究体制。在北大的学生可能感觉不强烈，但我从科学院出国看得很清楚：北大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垄断，垄断导致竞争意识薄弱，积压许多人才。现在很多后起大学正在挖北大真正能干的教师，相信闵校长有这个危机感。但很多北大的人可能没感到国际竞争的压力，沾沾自喜说每年北大有多少高考状元。其实国外研究型的大学早就放弃高分取人，而竞争发现有创新思想的学生。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招收研究生，用分数线以上多一倍的名额进行面试，还每年举办全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不拘一格发现人才。传统科举式的考试不足以发现创造性人才。一旦中国教育部允许国外大学进入中国或放宽民办大学的限制，到时候北大受到的冲击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奋起直追。北大清华目前的龙头地位是教育部门的垄断政策扶植出来的，不是国内国际竞争中打出来的。如果不能经受开放竞争的挑战，愿意改革的人就会开路走人。像周其仁所说，吸引一个好老师的是北大的学生而不是它的名声。北大刚开始的人事改革，符合国际竞争和中国改革的潮流，而不是相反。
第二，青年教师面临的是压力还是机会？
BBS上让我感动的一个呼吁是说要对青年老师多些人文关怀，说他们最辛苦，所承受的压力风险也最大，为什幺先拿他们开刀？我是过来人，非常同情和了解青年教师的辛苦和压力。但我的反应相反：即使在北大竞争暂时出局，也未必是件坏事。我在科学院工作时，因为不是北大出身的物理嫡系，被排除出理论和实验物理的主流领域，调去干科技管理和政策研究的“杂活”，即使作出一些非物理的成就受到社会好评，却被同学和同事嘲笑为“杂家”。这些曲折反而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刺激我进入复杂科学和经济物理的新领域。七十年代科学院里的北大毕业生流传一句话：“（在）北大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年轻人那样多机会，为什幺要害怕竞争？以我的经历，一时的曲折，在北大拿不到教授头衔有什幺了不起？这对他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须知热门只是昨天的机会，历史属于探索的前驱。年轻人如果认为你受了委屈，领导没有伯乐眼光，还不如自己出去闯荡一番，发现新的市场。将来再回北大交流，感觉会更好。
第三，北大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BBS上有人说北大要创世界一流学校是像大跃进当年的目标--“十五年赶上英国”那样不切实际。我不以为然。中国目前不缺人才，只差体制改革。以我所知道的两个领域--非线性物理和非均衡经济学为例，至少有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学者都到了北大，一个是物理系的欧阳祺教授和他做的实验，另一个在力学系搞流体力学理论的畲振苏教授，他们都有国际影响。我也相信自己的竞争力。但是来北大之后，在北大的现有体制下能否继续做出世界一流的贡献？在现行体制下很难。为什幺？中国是官本位制的，不是学术本位。在美国全心身都在想问题，在北大绝大部分时间做杂务。北大是行政主导的大学，各个部门整天要你填报表开会，稍微有贡献的学者又忙于上电视台上报纸，有多少精力关注国际竞争？北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创造一流学生能在一流学者带动下，做前沿研究而非考试高分的的学术环境。
第四、对周其仁观点的评论
他的观点我全部都支持，但我要做两点修正。第一点修正，他喜欢哈耶克，说改革是“知识上的冒险”。我更喜欢我的老师普利高津的说法。我曾问普利高津，什幺是科学创造的动力？他说是远见(vision)，是梦想(dream)——我认为这和哈耶克是一致的。科学创造如果靠民主投票就不是科学了，因为前沿科学家开始总是少数。爱因斯坦是不能由科学家投票来证明他的相对论是对的,诺贝尔奖的多数评委在二十年内都不能接受。开创新的事业是需要冒险和梦想的，没有这个勇气就不要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评审终身教授，最好不是由全体正教授投票，而是由校长物色有改革思想的院长，组织由前沿研究的学者组成的评审小组来选优，当然评审委员的学术资格可以由教授会投信任票来授权。教学和研究型的教授要分流，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否则，北大难以完成从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结构转型。
第二个修正，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看，改革旧的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生长新的体制，让新体制有个示范作用，冲击旧体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在北大这种情况下改革人事制度，我认为淘汰25%都太低了,出去的人反而有心理压力。要是淘汰率高些，出局的人其它学校会抢着要。教育体制的判断短期难见分晓，我赞成周其仁的各个院竞争选优的观点，十年八年后再看，哪个不好责任是院长的，把他给撤了。但我认为院长也难当。重要的是要识别几个生长点，哪个院哪个系里头真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带头人，给他创造条件，不是汽车洋房，而是不受干扰的科研条件，让他有破格录取学生的权力，带上几个合作者或三五个学生，就能做世界一流的工作，被大家接受以后，让他到系里推广或改革。这叫双轨竞争，和国企改革一样，国立大学的改革，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竞争，像乡镇企业和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竞争，是难以改革为国际一流大学的。
闵维方书记讲话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沟通一下有关的情况。实际上，这次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我们在1995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94年学校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北京大学第九次党代会，就提出要把我们北京大学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学校行为。1995年我们又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北京大学人事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这次改革原则在内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当时改革条件不是很具备，我们反复研究觉得缺少必要的条件，还要进一步的酝酿让它逐渐成熟，积累条件。到了1998年北大100年校庆，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就不是作为一个学校提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提出来。在校庆前我们就向领导汇报我们的想法，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当时觉得这不是北京大学自己的事情，而是我们国家利益之所在，民族利益之所在。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能吸引住一流人才，又不断培养出一流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够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今天世界上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是以它的学术优势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很明确的点出这一点，他说美国的真正的实力不在于它造了多少计算机多少飞机汽车，它的真正的实力在于它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有4000多所可以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有上百所世界公认的研究型大学，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在它那里工作或者在它那里受过教育。格林斯潘曾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以此来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
北大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从1994年我们作为一个文件提出来，当时还是学校行为，从1998年以后就变成国家行为。今年春节时，我们开了北京大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对过去5年的工作做一个回顾。因为我们争取国家的支持，社会的支持，我们一再讲绝不是为北大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了增强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一流大学应该是我们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标志。任何一个先进民族都有它代表性的大学。但是国家支持了你，我们看看究竟干得怎幺样？我们坦率的说，回过头来看，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完成了北大长远发展的学科的战略布局，构建了新的更宽厚的学科发展平台，我们的教师队伍和国内的兄弟院校比，我也敢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再往深一个层次来看，仍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一个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着全球性的竞争，办大学的一些必需要素在跨国流动，我们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参与竞争，不能闭门造车。第二是跟国内的兄弟院校的竞争。我们有的院系一百六七十人，可是外校同样的一个系，只有六七十人，出的论文并不比我们少。我要求系主任解释这问题，系主任表示，他认为本院系内的教师只有三分之一是合格的。还有个一百八九十人的学院，院系主任觉得自己院内勤勉工作的合格的学者大概只有三四十人。所以我们得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去年开了一个中外著名校长论坛，哈佛、牛津、斯坦福、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南大等等国内重要的大学都参加了，在跟国外大学校长们的沟通中达成的一个共识：大学建设中最重要的是教师队伍，教师不行其它东西都不行。国内外一致认为大学就是大师治学。今年2月开研讨会时，得出结论要强化人事工作，也不仅仅针对教师，我们对管理人员要求更高。教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终身任职，但是管理人员不行。上至党委书记校长，每4年任期满时进行评估，要是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其不合格就必须下台。这次研讨会提出几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摒弃那种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二是要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这不利于活跃学术思想；第三要控制编制。
学术人才的选拔一开始难以判断是否合格，他如果在几个聘期内能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学者，适合在大学里长期工作，我们就给他一个终身职位。说到底就是这幺简单。我们提出应该有个流动的概念和流动的比例。制改的第一稿提出一个1/4的流动比例，意味着100个副教授在若干年后有75个可以晋升为正教授。这个比例应该说很高了。在哈佛，斯坦福拿到博士或是拿了博士去那里做青年教师，六七年以后能够拿到终身制的绝不会超过20%。州立大学多一些，有百分之五六十。第二稿时应要求把这个比例拿掉了。实际上基本思想是，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进校就得到铁饭碗、大锅饭、终身制，对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不利。我们希望有一个筛选的过程，一个让教师证明自己的过程。原则上我们想建立一个“择优扶重”、奖勤罚懒，鼓励竞争，促进流动的开放体系。通过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形成一个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优胜劣汰、人人进取，全校一起争创一流的局面。
还有近亲繁殖的问题，如果一个学者本科硕士博士学业都在一个地方完成，对这个学术环境过于熟悉，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下被培养出来，就不利于拓宽学术视野、不利于新学术思想的活跃发展。北大1995年就提出国外引进的、兄弟院校的、本校的教师学者各占1/3，这个做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是限制申请晋升的次数，每个人在任期中有两次申请机会，这与学生的要求是相当的。通过这些原则来形成内在的驱动和激励。教师只要确信自己在75％以内，或者是经过努力可以进入75％，就不必担心会被解聘。有些青年教师抱怨不公平，一些水平还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讲师的正教授已经进了保险箱。的确，我们的正教授队伍很不整齐，这恰恰证明我们过去的制度有问题，所以我们要保证的是今后提的正教授必须是一流学者。我们这幺做首先是对学生负责，为一流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师，不能容忍那些不负责任、学术上很平庸的人担任北大的教授，这才对得起我们一流的生源。
我今天不谈太具体的问题，主要谈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同意周其仁教授说的，学校可以做得原则一些，定几条原则，然后各院系自己在工作中把它落实为具体的操作程序，而不要让学校来做。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改革，给院系更大的自主权，学校在总体上把关。改革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而改变行为模式，需要更努力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经过努力后得到终身正教授，可能会稍微松懈一点，但是他这幺多年已经惯于维护自身的学术形象，不必担心他会自我放任。这是我们过去改革的一个深化
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点说明：我们没有抄袭照搬任何一个国家高校制度，我们是按照国情和自身情况在摸索。办大学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对管理人员也没有客气，包括对我们自己。在研讨会上我说，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一定业绩，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管理人员特别是校级管理人员，从现在起应该按每天25小时安排自己的工作，通过努力工作，为北大21世纪辉煌奠定基础。
蔡元培来之前，北大局面沉闷，缺少学术活力。蔡元培很有胆识，上任不到十天，辞退了一大批不合格的教师，请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使北大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心。没有这一步棋，就没有今天的北大。
(黄异、卢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