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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四

 

2007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分四期简报报道这次研讨会内容。本期报道四位业内资深人士指示和评论。

 

      大连软件园负责人杨冬先生

中心这份报告是我目前所看到的国内从经济学理论层面研究服务外包的最好的一份报告。理论探讨有新意。报告从产品内分工理论角度对服务外包进行分析,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比如大连有一家简百特公司,专门做BPO业务,它专门有一个部门对公司业务流程进行解剖,通过解剖鉴定会提炼出来某一个业务流程是否适合外包,然后会设计一套方案,实际上是运用产品内分工分析思路作为工具。第二是分析思路非常清晰,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对主要制约因素的提炼,都非常简洁,非常到位。比如通讯的问题,政府经常强调中国的通讯设施非常好,实际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资费、稳定性以及国际交互方面对我们企业影响非常大。三是这份报告通俗易懂,去年我们配合商务部提供很多建议,觉得说清楚这件事情是比较难的,但是我感到这份报告通俗易懂。

结合报告对服务外包问题分析,我介绍一下大连在这一领域发展情况。2000年以前,大连企业早已用自发朴素方式开展服务外包业务。2000年大连申报“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为此市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863课题组进行专门研究,结果确定大连把发展软件出口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们当时提出要把大连做成中日产业合作战略门户,大连成为第一个主动引导软件出口发展城市,吸引了一大批日本企业,大连本地外包企业也从自发经营纳入一个系统性快速发展过程。另外国内很多其他优秀软件公司也把他们对日出口业务都放在大连,形成大连目前发展规模。

经过这几年积累,我们开始吸引一些欧美跨国公司把日本业务放到大连,2003年6月吴仪副总理到大连考察,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大连实践。当时还没有清晰的服务外包概念。2003年年底,商务部和发改委共同评定六家软件出口基地,大连当时排在第一位。大连2004年提出要做IT外包中心引起很大轰动。在此之前,大连做服务外包遭到很多非议,包括一些院士专家学者持比较否定态度。不过大连一直坚持在做,从2003-2004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吸纳了大量企业。去年商务部提出了“千百十工程”具有里程碑意义,对这个行业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在此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与信产部等部门联系推动都没有结果。

现在大连的发展非常好,去年一年就引进了六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现在370家企业中有75%外资企业,其中日资企业占了30%,29家世界五百强在园区内设置了软件和全球研发和全球运营中心。这些企业规模发展很快,很多企业在两三年里发展到一两规模。这样一个发展速度可能是生产自主软件产品企业今后一二十年都无法做到的。而且现在已经有七家超过两的专门作外包的企业,像IBM、惠普已经有2000人,他们今年的目标是再增加一倍。

刚才张部长谈到需要研究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产业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产业将来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重要产业,其他产业很难做到。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对创建和谐社会还是解决产业结构提升问题都很有意义。我们希望有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今天的报告说明学术界已开始把这一现象提升到一个最高层面来研究。

最后我想提几个建议,看看在政策设计依据上能否有更深入研究。第一,江主任提到的定义问题,从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经验来看,可以从业务最终产品的交割对象来划分,从最终产品交割对象来看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纯粹境外的,只要交割对象是境外的,都是这一类。第二种是China-to-China,已经进入中国的服务外包的机构,可以再把它的一部分业务转包给中国其他企业,实际上是用外汇交易,最终成果也是服务于国外的。第三种是服务外包企业作国内的服务外包项目,比如惠普做国家开发行的服务外包,它是用人民币来计算,大的方面来看也属于服务贸易。

但我个人认为真正能够改变出口结构的应该是前两种,前两种应该首先进行政策扶持,前两种如果解决好,刚好满足了商务部提出的“千百十工程”,“百”靠工资把业务转移过来,“千”是中国外包企业提高。然后在实际成熟的时候,再来扶持和推动纯粹的国内外包业务,这可能更符合大的方向。从这个角度,今天报告把服务外包作为一个特殊经济形态来探讨它的政策非常有意义,与制造业来料加工相比,服务外包确实是一种特殊类型。

第二,从政策设计方面讲,为什么支持这个产业,它和来料加工相比到底有什么推动作用?业内有些说法,从国内增加值来看,服务外包是来料加工的二十倍,印度200亿美金软件出口给国内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中国制造业4000亿美金创造的价值。还有从单位GDP能耗方面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从税收角度来说,比如在印度要花很贵的钱住很差的宾馆,给软件企业免除的税收可能从其他服务业创造价值上体现出来。免除一项增加另一项,这和经济创造的总价值到底是什么样关系都需要研究。我们看到印度从政府能够操控的层面给企业免税,但是其他方面成本都是挺高的。

第三,对跨国公司的政策。以前的十八号文件和四十七号文件,更多是对国内企业而言。比如Oracle在印度有近2万人但在中国只有1000人;EDS在印度和菲律宾有几万人,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做。很多东西在制约它的发展。大连的简百特公司全球28000人,中国只有2000人,已经是中国最大的一家BPO外资企业了。这些跨国公司在印度都很大,好几万人规模,我们好像觉得自己的企业成长几万人才有价值,实际上从拉动就业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规模发展一样有价值。政策研究在这两方面应该兼顾起来,不能够厚此薄彼,跨国公司给我们提意见,说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安软件园负责人王自更先生;

前几天卢锋教授到西安做有关服务外包调研,通过交流我们感到收获很大,这次专程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大家对服务外包,特别是对基于IT服务外包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西安对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内陆城市来讲,相对于沿海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在制造业大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占区位优势,不占政策开放优势,沿海地区发展更充分。面对服务业国际转移大趋势,我们认为大力发展IT服务外包是我们千载难逢好机会。这个行业没有地理位置的特殊要求,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影响相对少一些。这个行业和沿海地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个行业更多的是人力资源,这也恰恰是西安的一个优势,西安在校生有80万,每年毕业生有20万。

西安市当地政府包括我们高新区,也非常重视产业发展,今年4月份先后出台很多政策。作为一线人员,我们更关注如何来做这一块,怎么能够促使IT服务外包企业如何更好地发展。商务部已经提出来“千百十工程”,在全国认定了1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西安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到日本推荐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接触的美国客户,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信息安全。这方面如果光靠地方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是不够的,可能效率很低。从地方来说,各地出台了很多政策。刚才大家提到要不要优惠政策。我们体会还是需要有政策。有了政策,可以加快进程。从国家和国家之间来讲,区域竞争来讲,往往也有这些方面的要求。事实上各地为引进企业,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满足这些需求。既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国家出台一些措施可能更有利于承接国外跨国公司业务转移,地方结合一些具体举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到底是支持跨国公司还是培养当地企业?我认为两方面是相辅相成关系。西安从事服务外包企业有八十家左右,其中五十家左右从事对日本外包,二十多家从事对欧美外包。还有一些企业作国内业务,比如联想地神州数码做国内业务,但是西安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这个行业突出的是要靠规模才能取得比较的好的收益。有外国公司进来会培养一批人出来,对培养当地企业也非常有好处,我也觉得是两方面都要兼顾。

 

      东软公司负责人方发和先生:

我讲几点看法。第一是服务外包的必然性。主要是服务从过去的个性化走向工业化(service industrialization),所有过去制造业特征在服务业体现出来。第一是成本,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成本是一个很重要方面。第二,从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服务业走向流程化、标准化、专业化。第三,服务业对质量、对客户满意度更加敏感和重视。所以发展服务外包不能和制造业分开,有共同的特质。

现在有一个误区,认为发展外包初期技术含量很低,没有创新。事实上印度通过发展外包,提高了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了更为紧密结合。刚才张部长也说到不只是解决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400多万就业。从更长远角度看,在战略上有更重要意义。

我在来之前看到5月22日普华永道做了一份最新调研报告,采访美国的这些CEO,目前有87%认为外包是一种必然性。刚刚谈到重要的一点,中国不只是承包国,还是很大的一个发包国。虽然目前的企业对发包方面还不是很成熟,借助发达国家的企业老总的看法,就是要做核心的业务,把别人做的更好的非核心的发包出来。在中国推动服务外包时,必须兼顾到中国是一个重要发包国家,政策上鼓励中国企业多利用外包作为竞争策略内容之一。

第二是中印比较问题。在世纪之交很多媒体认为中国三五年之间会超过印度。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在中国有较大优势。比如BPO里面有一块研发外包,去年Duke大学调研结果显示,全球研发外包中国占41%,印度占22%。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与我国制造业比较发达有关。过去这些公司把制造分包出来,现在把研发分包出来。东软去年第一次做超过1亿美元外包业务,其中60%和产品研发外包有关。全球五大手机制造商四个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需要在这一基础上发展。

外包是一个大趋势。东软目前是第一家超过万人的本土公司,去年超过1亿美元。很大程度是对日为主,因为在东北,有地缘优势。Forrester的John C. McCarthy在5月22日发布了一个报告,标题是China’s Diminishing Off-shore Role,中国的服务外包的走势实际上在相对消退,这对我们是一个警示。

目前阶段,我们站在本土企业角度来看,还需要有一些倾斜扶持政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才,现在并不愁没有生意做,而是我们没有可以接活的人,高端的复合型人才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对欧美的业务。中国有2500所大专院校,1600万在校学生中国有我们的人材不缺,把人材变成人财,需要政府架一个很好的平台,需要企业和学校合作,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并且还要很快行动,在较短时间有改进,商业世界是分秒必争的。吸引更多海外软件外包专业人回来,可以实行一些优惠政策比如个人税收优惠。

第二个方面是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去,去年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在海外市场上做了很大投入,今年被评为全球外包100强,亚太10强首位。这里需要很多市场方面投入。作为一个公司,这方面压力很大。推动一个中国品牌,这方面鼓励政策非常有必要。我们需要多鼓吹中国有足够的条件来做中国的服务。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办公室”。我也同意政策鼓励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跨国企业在印度人员成长和中国人员成长是不成比例的。外国企业增加会给本土企业带来一些压力,但从总体来看增加竞争对于行业发展是好事情。

 

      北京博思商通资讯负责人曾松先生:

我简单讲几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重视服务外包,是不是有可能边缘化?现在全球在谈论知识经济,服务外包是知识经济的一个表现方式。谈到交易,外包是一个交易行为。服务外包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可能会被边缘化。

服务外包产业很大,与制造业联系紧密。最早从电子制造服务(EMS)开始,如朗讯、波导、海尔发展过程中涉及很多电子制造服务。制造业从OEM和ODM,现在更多谈到EMS,加起来这个产业确实很大。很多开发软件没办法算软件产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有形产品里走出去了,很难算。Pindyck新版《微观经济学》介绍高尔夫球杆案例,设计、生产、原材料、销售、广告等环节连接八个国家,不知道这个产品是哪个国家的,这正是全球化经济现象。

如果不做我们会落后,因而涉及到政策问题。政策实际上是让我们跟上甚至赶超全球化发展形势。围绕这样一个目的制定政策,实际上就是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商务部前不久在大庆开了一个会。大庆作为资源型城市需要转型,将来石油用完了怎么办?麦肯锡有一个英国专家说大庆可以转向做石油领域服务外包。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研究,寻求对我们有利的发展机遇。

 

 

 

(刘鎏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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