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教训”
真正的危机从韩国开始
《21世纪》：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韩国扮演了什么角色？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条件，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实行金融自由化，但后来有人批评韩国在大幅度开放之前，国内金融体系仍然是“官治金融”，而且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你怎么评价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的金融体系？
韩文洙：大多数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的泰国，接着倒下的是印度尼西亚。但其实真正的金融危机是从韩国开始的，是韩国的危机结束了印尼盾的暂时稳定，并最终导致其彻底崩溃，可以说韩国的金融危机是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这次金融危机的开始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对冲基金冲击亚洲货币，先击垮了泰铢和印尼盾，然后又引导着共同基金和一些金融机构将总值大约1.05到1.1亿美元的资金从亚洲国家撤走，从而导致货币进一步崩溃。
而这又直接引起了两个反应：首先，外国金融机构停止借款给亚洲当地的银行，从而这些银行不能再靠借款来使其债务展期；其二，由于货币崩溃，亚洲国家的美元债务规模急剧上升。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当地的银行不敢再贷款给企业，使企业陷入破产的威胁。经济活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亚洲的经济陷入了重重的危机。
当然并不是所有东亚经济体都被卷入到危机中。那些拒绝在美国重压下开放资本账户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印度、越南，逃过了一劫，因为对冲基金无法袭击他们。而香港这样没有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地区，因为资本账户开放，都受到对冲基金的反复攻击超过一年。可以说是资本账户开放让亚洲的发展模式受挫。
《21世纪》：导致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大软肋在哪里？
韩文洙：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特征是资本账户危机。这次危机起源于大量短期的私人资本的流入和潜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当资金突然大批量地撤走时，危机就产生了。当时这种大量流入后又迅速撤走的资本流动总量占危机时亚洲GDP的11%。受对冲基金攻击，货币开始贬值，各国名义外债跟着急剧上升，从而产生了双重错配（财产和外币债务不平衡，可能是在量上的，也可能在到期方面不协调）。尽管外国的短期贷款不断地被用到长期的本国货币业务中，但政府在私人业务方面的监管和风险控制能力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应对由双重错配带来的压力。
这种来自金融体制内部的缺陷又被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深化。双重错配使当地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极其容易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因为货币贬值扩大了外国债务额，而同时国内资产价值降低，这样又产生了流动性问题。外资突然大量的撤出引起了货币和银行双重危机，而二者又互相强化使危机的程度更深更广，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更多。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需求减少了30%，致使进口行业崩溃，从而产生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
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它是一系列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由大量资金流入而引发的过度投资和不明确的政府担保的私人贷款；金融和公司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以及预期在宏观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固定汇率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
《21世纪》：一般认为，通过引导贷款等扶植“大财团”、“大企业”的模式，韩国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扮演了非常强势的角色。你怎么看待当时韩国经济体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跟金融危机的爆发有怎样的关联？
韩文洙：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中，市场而非政府应该成为影响经济的主导因素。韩国在金融危机前，主要由政府来分配国家资源，政府为了发展出口产业，给作为主要出口商的大公司很多帮助。但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所有的银行，其实也就是政府，因为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的，不能再给他们帮助了。因为当外资撤出后，银行没有钱借给他们了，这就是韩宝等许多大财团破产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大企业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样也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大公司逐渐较少依靠政府而更多依靠私人资金。
韩国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转向市场导向型的经济。首先，危机前大公司都由政府控制，而现在排名前十的大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由外国投资者控制。中国很快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现在像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公司都是国有的，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
其次，当企业需要资金时，不再向韩国银行借钱而是向纽约伦敦等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现在的中国很像十年前的韩国，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向银行贷款以投资于出口制造业，从而有了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良好的金融体制，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 当人们筹集资金时更多地依靠银行贷款，而不是股票或债券市场这些资本市场，相比较之下美国企业更多地向股票市场筹集资金。
当一国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时，金融体制就非常的脆弱。当良好的资本市场建立后，中国的企业都能从这个市场中筹集他们所需的资金，而不是在银行贷款。韩国现在处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资本市场不像美国这么发达，但比中国发达很多。
《21世纪》：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危机前的金融监管？
韩文洙：金融危机的产生确实与缺乏政府管制有关。金融危机前亚洲的金融体制不完善，当大企业需要资金时，依靠的是政治力量，例如总理、总统，而不是依靠资本市场来筹集资金。当时韩国银行50%以上的贷款都是通过政治力量借给了大公司。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大公司一方面负债太多，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从而陷入了困境，不能偿还贷款，这样银行也随之破产了。有经济学家说过“当你欠别人几百英镑时，你就有麻烦了；但当你欠银行几百万英镑时，银行而不是你将会有麻烦”，因为无论如何银行都会拯救你。
这样的问题就发生在当时的韩国，当韩宝集团等大公司陷入危机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后，韩国两大商业银行韩国第一银行和首尔银行只能破产了。当时我就坚决支持把这两个银行卖给外国公司，现在美国投资公司新桥集团购买了韩国第一银行，而首尔银行被汇丰收购。
如何更有效地监管金融机构是使金融系统良好发展的关键一步，但足够的监管必须通过市场来取得，而不是通过政府力量来监管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使金融机构健康运行。韩国在金融危机后在金融监管方面进步很大，比日本等国做的好很多，因为日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韩国这么大，可以说正是金融危机迫使韩国向西方学习金融监管机制。
艰难的自救与恢复
《21世纪》：危机留下了什么教训？
韩文洙：1997年7、8月，当危机从泰国蔓延到其他国家时，各国都向亚洲以外的国家寻求帮助。但美国拒绝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来稳定金融和货币体系。8月当金融危机达到最高潮时，美国的反应仅仅是派了一支代表团到曼谷要求其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从而为美国资本的进入打开大门。美国完全可以领导亚洲地区走出危机，但这么做就意味着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权威和美国的核心战略导向。
此时，日本政府试图从政治角度加以干预，日本政府最先提出了建立高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的东亚货币合作框架建议。这个提议受到了亚洲各国的强烈支持，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在最后一刻，IMF和美国出来阻止了日本对IMF的公然挑战。克林顿政府联合西欧国家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影响，从而使日本的计划彻底破产。此后，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了抗击日本的威胁，积极促成了印度尼西亚与IMF的贷款协议。
IMF对印尼的援助计划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起过作用。1997年11月第一周，IMF总裁Michel Camdessus自信满满地宣布IMF已经成功地将亚洲从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拯救出来。但就在同时，韩国的金融问题开始严峻起来，日本也一下子被卷入了这场恐慌中。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转为世界金融恐慌的转折点。韩国的经济比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加起来都大。1997年11、12月间的韩国危机使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受到颠覆性的打击，而且引发了危机向西方金融中心例如俄罗斯、拉丁美洲扩散。
11月6日至17日韩国政府开始韩元保卫战，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次反击，17日起韩国政府关闭了外汇市场三天。11月20日韩国政府请求日本政府说服日本的银行借短期贷款给韩国，但此时日本的金融机构已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危机中，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亚马驰四天后破产，日本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21日韩国政府宣布向IMF寻求援助，12月4日韩国和IMF达成总值为570亿美元的协议。
《21世纪》：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恢复得很迅速，但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危机前的发展状态。原因在哪里？
韩文洙：韩国经济情况与金融危机前有很大的不同，十年前韩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向西方国家的出口，类似于现在中国的情况。但因为中国的日益强大，其出口的产品价格比韩国低得多，这样韩国的产品就缺少竞争力。韩国想重新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例如IT产业、芯片产业等非依靠人工的制造业，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还远远落后于韩国。但同时，韩国在这些产业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很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比还有大差距，所以韩国想要从手工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在整个经济体系，包括政府，都在这方面努力。
中国现在出口制造业很强大，但总有一天中国也会面临韩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制造业成本很低，随着中国的发展，尽管其他成本仍然可以很低，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会上升。而且有很多低成本的国家例如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后来居上，所以也许就在十年后中国也会有现在韩国的问题，也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就像美国现在已经逐渐放弃了制造业，例如最大的电子商通用电气，他们不把工厂设在美国，美国只是作为他们的研发、销售中心。他们制造出样品，然后在亚洲低成本的国家生产后集中运回美国，再向世界各地销售。商品的附加值不再单纯地体现在制造过程中了，而更多的由其品牌来决定，例如LV的包，他的质量并不比中国生产的好很多，但因为它的品牌，所以能买十倍的价格。所有的国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国应领导建立亚洲资本市场
《21世纪》：金融危机是否会再发生？
韩文洙：金融危机会发生，但不能预测是何时何地发生，因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们交流的方式，了解世界的方式，投资的方式都在全球化，现在资金以电流的速度在全球流动，而不会停留在一个国家，当投资者认为某个国家不再适合投资时会迅速将资金撤出，这样的问题会发生在韩国，也会发生在中国，一切都取决于这些资金流向何处。但因为亚洲国家过于依靠外资，所以金融风险也最大。
亚洲国家必须建立稳定的资本市场，这样当外资撤走时，本地的金融体系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亚洲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由于亚洲没有资本市场，这些资金都被投资到纽约、伦敦。
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建立亚洲的资本市场，而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因为中国外汇储备最多，有着最大的经济，世界银行每年汇报的GDP规模，美国第一，日本第二，中国是第七，但因为中国的会计系统与西方不同，这个数据有所偏差，如果加上服务价值，中国的GDP应该高于日本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领导亚洲其他国家，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我认为中国领导该开始思考如何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利用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应该用这笔钱来资助需要资金的中国公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这些外汇储备到纽约伦敦市场，然后由他们来决定如何投资。
FDI减小中国微观金融风险
所有公司间交易都会有金融方面活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向买方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而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当货物的交付和货款的支付有时间差的时候，支付合约通常会和信用的提供或者风险共担相联系。而这些金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和制度相关，在发展和转型国家中尤其如此。
中国提供了研究公司制度对公司间交易金融影响问题的很好案例，因为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制度有很大不同。事实上中国三角债问题非常普遍，很多企业为买方不能按时付款而困扰。虽然在这点上大家有共识，但是目前这方面正式分析很少。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有的观察主要集中在先进技术的转移、创造就业和投资方面，而对贸易信用（“贸易信用”指企业为买者提供凭信用先购入货物后付款的机会）的可执行度方面影响则几乎没有研究，但市场交易的金融影响无疑是需要着重考虑的。
Yanagawa，Ito and Watanabe（2006）曾经提供过分析思路，在第一期，买方和卖方达成贸易协议，并且设定了交货方式，在第二期，买方决定是否付款。当卖方有更高的执行技术或买方有更高流动性时，贸易信用和交易规模都将增加。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卖方对贸易信用有好的执行机制和执行技术，那么贸易量将增加，买方的利润也会增加。公司和其供应者之间的交易会影响公司和其顾客之间交易，反之，公司与顾客之间的交易也会影响其与供应者之间交易。因此，如果买方对贸易信用有好的执行机制和执行技术，那么贸易量和贸易信用提供量也将增加。
FDI有助于提高贸易信用
具体到中国的FDI对贸易信用的影响，可以把问题分解为以下三个：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公司会给买方企业提供“贸易信用”吗？它是否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贸易信用”？其次，如果上面问题的回答是“是”的话，那么，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公司能够提供更多的“贸易信用”呢？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是否对社会的“贸易信用”执行能力有正的外部效应？
有两个相关的调查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第一个调查是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3年对四川宜宾的企业进行的调查，第二个是日本国际合作署（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西安、东莞进行的调查。在这四个城市中，宜宾的企业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东莞和北京的私有企业比较多，而西安的国有企业比较多。每个公司有四个样本数据，分别是：抽样公司和本市内的顾客的交易，抽样公司和市外一家顾客的交易，抽样公司和本市内一个供给者的交易，抽样公司和市外一家供给者的交易。
调查包含以下指标：贸易伙伴所有制形式，支付工具的结构，地理或者管理性的地区信息，市场容量大小以及竞争力，并且强调了不同所有制形式企业在这几方面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和私人企业倾向于接受现金支付，而国有企业倾向于接受支票。顾客所处的位置对支付工具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路途较近，就更倾向于使用票据。
另外，对顾客信息的了解程度，对拖欠款的管理制度等，都会受到所处地理位置的制约。竞争力和谈判能力也会影响执行能力，研究用如下的指标来衡量竞争力：产品的独特性，竞争企业的数量等。例如，在产品独特性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公司的产品独特性最高，而私有企业最低。
根据这些可见信息，我们可以对执行能力进行近似估计。根据估计，外商直接投资收回其贷给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私有企业资金能力较强，而私有企业的执行能力较弱。
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检验。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调查交货后付款、交货时付款、预付款三种付款形式所占的比例后发现，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都更愿意向国有企业或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贸易信用”，而不愿意向私有企业提供“贸易信用”。而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贸易信用”也最少。而在贸易量方面，数据的波动性比贸易信用大，但依然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向其他企业供应的商品量大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供应的商品量。而作为贸易信用的接受方，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所有的企业几乎有相同的贸易量。和贸易信用相似，私有企业作为贸易信用的供给者和提供者，贸易量都比其他企业少。这些数据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在提供贸易信用和增加贸易量方面，对中国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
FDI提供更高贸易信用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贸易信用”呢？第一个假说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比别的公司的资金流动性更强，和“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无关；第二个假说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有更高的“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以及资金流动性。而对于上述两个假说，上文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个假说被数据所支持，即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有更高的“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以及资金流动性。
既然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贸易信用”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更高的“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那么这种强的执行能力会不会有正的外部性呢？我们测试过被调查公司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向自己顾客提供的“贸易信用”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获得“贸易信用”的可能性以及获得“贸易信用”的数量？结果是，如果被调查公司的“贸易信用”的执行能力更强，那么他们获得“贸易信用”的数量会更多。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贸易信用”更强的管理能力有正的外部性，可以促进社会上“贸易信用”提供量的增加，以及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量的增加。
然而，我们也发现，为了降低“不还款”的比例，提高现金支付的比例是一个手段。更有竞争力的货物供给者将倾向于使用现金支付，结果是，他们为社会提供的“贸易信用”减少。如果交易时间更短，那么提供者也将提供更多的“贸易信用”。这些意味着有很强的谈判能力的公司尽管对“贸易信用”的管理能力很强，但是他们倾向于使用现金交易，从而降低了交易数量。在中国，这些对“贸易信用”的提供和经济活动数量的不利影响依然存在。由于这些力量，在中国，“三角债”问题现在依然存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黄露、卢锋整理，经过本报再整理）
“不认为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
罗伯特·恩格尔（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自由化方面无任何作为所带来的风险，另一个是完全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即热钱的流入与流出，而汇率也更具可变性。这也是媒体经常提到的几点，尽管我本人并不确定对外开放金融系统一定会带来这些问题。而不开放金融系统也是有风险存在的，有报道说，中国的老百姓把收入的40%作为储蓄留待退休后使用。他们没有别的投资手段，只能把钱投入股市例如沪市，但一旦股市大跌甚至崩盘，这将对千家万户构成灾难。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恩格尔教授谈到的两种选择，即完全不开放和完全开放，但是我想问的是，对于中国的银行的高呆坏账比率的情况来讲，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我认为的第三种选择就是在开放金融系统之前，加强股市的治理和银行系统的监管，使得经济发展的更健康，这才不会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覆辙。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我的看法是，是否开放要分开来看：经常账户实现完全开放，而资本账户是部分开放。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开放服务这部分，即现在对于外资银行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开放金融系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肯定要开放的，但这是个逐渐的过程，而开放的速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尤其要警惕热钱的流入流出。如果一下把人民币升值30%，热钱肯定不会来，因为没有上升空间了；但如果是5%、10%的小幅度升值，热钱就会流入。而这也是中国政府谨慎的原因。我的个人意见是，金融系统可以比现在开放的速度快些，但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让市场决定一切是成熟国家的金融系统可以做到的，但中国不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与1998年的日本情况很相像，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得资产价格高涨。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说明中国股市当今的狂热状态：从2005年6月至今，升值从3万亿增加到18万亿；沪指从1000点逼近4300点；现在平均每天新增开户数30万；银行存款急剧下降；两市平均市盈率突破50倍。这些情况都与当时的日本相似，但日本最终从40000点的高位跌回8000点。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失灵，如果放任自流的话，有说法预期在2008年之后，中国股市会崩盘。
陈平（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汇率理论没有共识。一个极端为购买力平价(PPP)，一个极端为随机游走，真实情形可能在两者之间。在经济转型中，俄国真实GDP下降约40％，最高通胀率4000％，汇率贬值5500倍。乌克兰GDP下降60％，最高通胀率3000％，汇率贬值76000倍，有效市场理论在不成熟开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完全失效。在开放与闭关的两个极端政策之间，还有第三个选择：选择性开放。生物学的细胞膜就是如此。物理学的麦克斯韦妖精（编按：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热能转移要发生能量损耗，麦克斯韦提出，如果存在一种形态微小、手脚灵巧的“妖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掌管两道门，让分子运动速度较快的进入一侧，而速度慢的进入另一侧，就能通过分子的无规则运动使冷热分开。喻指“选择性开放”）比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理论高明。
国内金融稳定靠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并未承担国际央行的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存在。美国及时帮墨西哥度过金融危机，但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不但没有对东亚国家伸出援手，反而迫使韩国在危机时刻开放资本账户，加剧了金融危机。危机后，外国拥有的韩国总资产从百分之几上升到40％，排名前十名的韩国大公司包括三星等著名企业，资产的一半以上跨国公司拥有。这使冷战时代依赖美国的东亚国家，一下失去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信任，转而和中国探讨建立东亚货币联盟的可能性。
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搞急进自由化。东欧几乎所有大企业大银行都落入跨国公司之手，没有出现中国像联想、海尔、华为那样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大企业。东欧转型经济在十余年间下降46％，转型特大萧条的损失超过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MIT的金德尔伯格（Kindlberger）教授分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无力继续承担全球化的领导，美国又不肯接英国的班，使全球金融界群龙无首。金融危机爆发时，英美法三个大国互相踢皮球，导致国际金融秩序的瓦解。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形势极为相似。当前，美国作为金融大国的主导地位大不如前，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40％，GDP仅20％。而欧洲、中国、日本又都不能协调接替美国重任。各自维护民族利益，至今没有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从而研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我认为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提倡金融自由化，而应该合作研究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金融秩序，包括索罗斯建议的国际央行，才可能维持全球化的稳定发展。开放是学习过程。何时中国出现可以和花旗银行竞争的商业银行，和高盛竞争的投资银行，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时机就成熟了。
罗伯特·恩格尔：我所提倡的自由化是指资源配置的自由化，而中美的竞争并不是为了冲突，而是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更有效率。东欧的情况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能称其为失败。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认为开不开放金融系统各有成本。如果我们开放的很快，后果就是像东亚金融危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开放，就像恩格尔教授所说的一样，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就会丧失很多投资机会，更重要的是，不开放的一个后果可能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没有动力进行改革。
但是，我认为，中国其实正在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同时，稳步放开金融服务。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对外资已经是非常开放的，比如我们已经有四家外资银行，即花旗、汇丰、渣打、东亚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外资法人银行。他们在这里会雇用中国的职员，为中国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大大提升我们金融业的竞争度，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就和本土的金融机构没有区别。
他们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把资金随意地在境内境外移动，因为资本帐户是不完全开放的。随着这个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过程不断深入，金融系统的效率会不断提高，等到整体金融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逐渐开放资本帐户也不晚。
当然，资本帐户的不开放不是绝对的，我们已经松动了有关限制，比如允许个人每年购汇5万美元，也开始了QDII的机制。这些为民间出国投资创造了不少机会。
（罗伯特·恩格尔、林毅夫、曹远征、汤敏四位嘉宾发言未经本人修订，实习记者秦月参与翻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