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收入状况的比较
——权衡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青年论坛”上的讲演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配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认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也是认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结构。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一定意义折射出了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和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与土地制度的安排对于印度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动也不否认市场化竞争机制所发生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性安排、政策性因素等视角进行思考，某种意义上，后者对于中国的收入内在结构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两个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中印两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可比性，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两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与贫困化问题。中印两国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和极大兴趣。
一、中印比较何以可能？如何比较？
我认为，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进行比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客观依据：第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都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国有制观念的影响，当中国建国初期选择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印度同样也加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管理，两国都认同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的价值观；第二，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任务，经济发展中面临人口和就业的压力都比较大，农村内部不平等、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都有不同表现；第三，两国同样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农业人口比重都比较高，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平衡，有较大的城乡差距；第四，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特点同样很明显，印度有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中国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差异；第五，两国都正在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印度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并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化改革与制度性因素成为影响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第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直接干预在两国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政府仍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经济事务，印度经济在许多领域仍然受到政府管制，所以收入分配与不平等与此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进行中印比较分析，目的不在于说明哪个国家好或者不好，更不是用来说明中国与印度谁会超过谁，而是为了寻找两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互补性，以便相互学习和共享经验。就中印收入分配的比较来看，其目的是要指出中印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与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大多数人进行中印收入比较分析时，都直接运用世界银行公布的两国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一种分析工具，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差距也就越大)。如果只看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2001年是0.447，明显高于印度0.325的基尼系数，人们自然会认为，中国整体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印度。这是目前十分流行的一种比较方法和思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世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时是按照人均收入，而印度则是按照人均消费支出；前者一般说来总是高于后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比较实际上很难说清楚中印的收入分配情况。
二、中印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印两国在进入市场化改革后，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都有不同程度扩大，从整体上看两国收入差距的程度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变动轨迹和趋势不一样。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除1953年比较高以外)，但是80年代以后开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1989年的0.29上升到1998年的0.403。印度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是从80年代初迅速上升(1981年为0.416)，1991年市场化改革启动以后逐步上升，到1997年时基尼系数超过了中国的0.293，达到0.355，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从基尼系数变动来看，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印度收入差距尽管总的趋势是在下降，但却一直高于中国；中国收入差距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到90年代前期两国收入差距程度基本一致，到1997年以后印度收入差距开始高于中国。但是从中印两国基尼系数变动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收入差距的上升速度较快，200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45左右；印度收入差距上升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从总体说，最近几年两国整体基尼系数仍然保持比较相近的状态。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中国与印度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性最主要表现在两国城乡之间，两国农村内部、两国城市内部以及两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具有的结构性不同。运用计算两国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发现：(1)两国不平等变化的历史起点和变动轨迹不一样：印度由较高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以后又逐渐上升；而中国从一开始则由较低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2)两国不平等扩大的时间起点不一样；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不平等开始扩大，而印度则是在1991年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开始扩大；(3)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差不多，但是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一样：同样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两国农村不平等都在扩大，与城市比较，两国农村内部都普遍缺乏充分且良好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4)中印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结构不一样：表现为印度城市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高于中国城市内部不平等；(5)中印两国城乡不平等程度和结构不一样：中国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内部不平等大大高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6)中印两国地区收入差距结构和变化不一样：中国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而印度地区差异的变化则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两国地区发展差距基本呈现逐渐扩大趋势，相对于中国地区差距变动幅度而言，印度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更快；结果在1995年以后，印度地区收入差距迅速上扬，而中国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在2000年以后则显示了正在缩小的迹象；(7)中印两国贫困人口结构与数量不一样：中国的贫困人口长时期内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印度城市和农村都分布了比较高比例的贫困人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产生了较强的减贫效应，尤其是农村反贫困获得了巨大成功，目前中国贫困发生率为4%左右；但是印度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其贫困发生率达到27%。
三、如何理解印度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点
我个人认为，中印两国收入分配的内在结构性差异主要源自各自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阶段。首先来看印度的情况。
第一，印度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缓解了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印度独立后，针对土地分配存在的严重不公现实，废除了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柴明达尔制度，这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从1963年到1980年，印度实行了具有农业技术革命意义的“绿色革命”，通过引进农业生产技术、新品种和使用化肥等新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在这些措施影响下，使得印度这个发展中人口大国逐步解决了粮食问题，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提高，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逐渐下降。但由于受到1990年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加上印度农产品与化肥等价格上涨等因素，结果改革以后农村不平等的下降趋势逐渐放慢。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不彻底，人口增长过快、落后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环境，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减贫效应，这是制约印度农村发展最根本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印度经济高增长过程中，为什么至今为止仍然有将近27%左右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农村？这是理解印度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中国的土改不同，印度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并不彻底，绝大多数土地被地主和富农实际占有，他们主要依靠租佃大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土地问题一直是制约印度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改革至今，仍旧是不到8%(7.3%)的中等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实际上占有的土地面积达到40%以上，而92%的人口仅占有近60%的土地。土地分配不公严重影响了印度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许多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无法正常满足，而且也无法获得基本的正常发展需要的金融支持，只好向高利贷等地下金融或者非正式部门获得资金，但是最终却因为高息或者家庭债务急剧上升而陷入贫困。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小，实际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如何。大量的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减贫效应，但条件是必需依赖于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和条件。印度农村许多反贫困战略以及措施之所以没有获得显著的减贫效应，就是因为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以及劳动力素质低下，致使印度农村内部非农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面普及教育、加强公共卫生医疗等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公民识字率和文化素质，这为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提供了比印度更好的人力资本环境，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对中印做出比较后指出，“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个情况没有多少改变”。
第三，印度市场化改革、放松经济管制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城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城市内部不平等上升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度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高于中国城市内部，而且也高于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这一点正好与中国的事实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城市经济结构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快于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往往会“制造”出城市的收入不平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服务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分工与联系，表现为高收入的先进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低收入的就业岗位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例如，在高收入家庭集中的地方，往往会产生对一些低收入的服务岗位的需求，如从各种清洁和保养工作到家庭教师、按摩师和美容护理，到更精细更专业的工作，如会计、律师和信托管理人。
在印度城市内部，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IT以及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增长率从1997年以后超过了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具有熟练劳动技能和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强大需求，而且这些行业往往是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也需要相关低收入的就业岗位来配套和支持其发展，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的软件开发与设计业本身，不仅需要程序设计师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也需要提供简单劳动和服务的劳动力为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配套，后者往往就是一些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当然，印度大量的农村无地农民进入城市，在无法获得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显性化的城市贫困和不平等——“贫民窟”，这也是其城市内部不平等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第四，印度的政治制度、农业保护计划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减少城乡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与中国比较，印度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总体上相对比较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特别强调邦政府直接对于农村发展负责，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如供水、供电、公共教育、基本医疗等，基本上直接由邦政府负责，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看出，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整体状况在改进，这显然也有助于印度城乡不平等的整体改善。
四、如何理解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点
与印度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的模式相比较，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因素和刚性的制度安排等，对收入分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中国两大倾斜式发展战略对于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发展战略上逐渐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实行了两大倾斜式的发展战略：一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二是沿海偏向的发展战略。这两大战略一方面对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但同时对收入分配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下，城市经济在政府推动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再加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商品市场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也首先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起来，而农村市场发育则比较迟缓。
在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中，许多优惠政策如财政税收优惠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等生产要素，使沿海地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政策环境中首先快速发展起来，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吸纳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还为东部地区承担了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任务，大量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导向下迅速流到了沿海；但是由于东西部地区商品与要素市场价格体制的不合理，并未使西部地区在要素流动中明显获益，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第二，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上升。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理论上说，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产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但是由于城乡户籍这一制度性安排限制了农民乡-城之间的自由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剥夺了农民进城选择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同时，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殊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农民没有机会享受，结果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益和福利待遇的差距。
第三，转型时期的制度机制仍然不完善，腐败、权力寻租、垄断等不正当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也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环境和秩序。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本身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果和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收入来源和管理也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特点，特别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如黑色收入、侵蚀所有者的合法资产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转型期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环境。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性垄断、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不法经营、偷漏抗税等仍旧破坏着收入分配环境和秩序。
从中印收入分配问题内在的结构性比较中，可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配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认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也是认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结构。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一定意义折射出了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和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与土地制度的安排对于印度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动也不否认市场化竞争机制所发生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性安排、政策性因素等视角进行思考，某种意义上，后者对于中国的收入内在结构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中印两国都必须高度正视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需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继续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发展力度，推动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对印度而言，首要的是要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实施全民公共教育。另一方面，中印两国都需要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中国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而印度则需要提高政府效率。因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更加需要一个善治(Good Governance)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