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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GDP初探

  2007年11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与清华大学应用经济学流动站数量经济学方向博士后管汉晖,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发表了题为“明代GDP初探”的演讲。他们尝试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研究明代经济史,以期为中国经济史整体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和起点。

  首先由李稻葵教授对明代GDP估算的工作做基本介绍。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经济史?第一,古代经济史是验证经济理论的重要实验室。这方面的例子有Greif 通过研究贸易行会考察博弈论中的声誉机制,张五常通过对中国佃农的研究验证契约理论等等。第二,古代经济史是理解现代经济的一个参照系。例如Maddison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经济规模度量。研究古代经济史需要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工具。如果不知道古代的一般生活水平,如何判定某种契约是如何实行的?古代经济史对当时“最低效用水平”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现代人眼光看来“奇怪”的古代合同。将现代国民经济核算引入古代经济史研究,也可以更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轨迹。

  那么为什么选取明代入手?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大背景来看,15、16世纪是整个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是东西方世界大分流的起点;许多外国学者认为,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 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不同学者对明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认识上存在分歧;明代大多数时间政治稳定,缺乏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意识,受外部因素影响不大,古代许多重要制度都得以实施,其历史变迁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一般性。

  李教授随后列举了一些研究古代中国的文献。然而已有文献不足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般是关于某个朝代某一方面研究如粮食市场;或者是纵向考察某个朝代的某一问题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如人口问题。已有GDP估算大多只是某个或某几个具体年份的,没有连贯性。已有文献另一不足表现在方法论方面。例如,刘瑞中对18世纪国民收入的估算采用比例推算法,这一方法估算较长时期误差可能较大;刘光临从货币量估算古代经济规模,需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以及交易的货币化程度不变;Maddison对GDP的估算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其人均GDP的估算是粗估的,难以十分准确。

  李教授指出明代GDP估算工作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系统研究明代各年实际GDP、人口增长、人均实际GDP、经济结构、政府规模、积累率等经济变量,试图描绘明代总体经济图像;二是将明代经济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进行比较,探讨明代中国是否具备发生英国式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

  关于明代GDP的研究,他们系统查找了《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罪惟录》、《皇明经世文编》和地方志等历史典籍和文献,对文献中数据进行甄别、筛选和加总;充分借鉴前辈学者对明代经济史定量研究的成果,进行选择性使用,并且说明选择的理由;估算中主要采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法,无法直接查找的数据利用已有数据和经济学原理进行推算;查找有关文献,将明代中国经济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经济对比。最后,李稻葵教授简要介绍了明代GDP估算工作的一些结论,作为引论的结束。

       随后,管汉晖博士对明代GDP估算的过程与结果作更详细的介绍。首先是人均GDP的估算方法。估算采取的是生产法,对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分别找到它们的产值,减去中间投入得到净值后再加总。刘瑞中的估算方法是假设农业在经济中有一固定比重,但是这样就预先假设了经济结构,得不到经济结构方面的信息。

  关于农业,估算方法是:农业净产值= 粮食收入(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亩产量-中间投入)+经济作物收入+农副业收入。粮食播种面积引用了Paul K. C. Liu and Kuo-shu Hwang的结果,粮食亩产量采纳郭松义的成果。中间投入采用了清代学者姜皋的《浦柳农咨》和陶煦的《租核》关于清代松江府和苏州地区种子肥料等生产投入的记载,由此估算生产投入占产值的比例为18.57%(因为明代与清代生产结构等特征相差不大)。经济作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棉花、大豆等需要占用耕地的。根据史料,经济作物亩产收入约为粮食作物亩产两倍。第二类是茶、水果等不占用耕地的。研究只估算了茶的产值。由于茶的生产和销售政府控制很严,所以可以用茶的税率和总税收(茶课)来估算茶的总产量。净值根据巫宝三1933年国民经济统计的估计得到。农副业收入的资料很少,参照Perkins和刘瑞中的估计,认为所有的副业收入大致相当于农作物收入的8%左右。

  手工业主要估算重要并且数据较易得到产业,包括采银业、制盐业、冶铁业、冶铜业、(黄)金冶业、丝织业、棉织业。采银业,通过《明实录》得到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并根据全汉升的考证,认为明代银课约占银产量的30%左右。中间投入根据《明世宗实录》中一段记载估计,约为总产量一半,得到净产值。制盐业,通过官方盐课与余盐银相加,得到总产值,净值计算参考巫宝三的方法,净值占总值估算为58%。丝织业分为官营丝织业与民营丝织业。中央官营丝织业有史料记载。地方官营丝织业产值的估算通过对六个地方织染局产量的记载估算得到(约为六地产值的三倍)。民营丝织业的产值引用了范金民根据各地织机的数量的估算。净值占总值的比例,参照巫宝三的估算取30%。棉织业较为重要,因为棉布是下层民众主要的穿着。第一步,根据劳动力、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估算江南地方棉织业产值。根据曹树基研究得到松江地区户数,采用徐新吾、李付明的估算,得到劳动生产率,计算得到江南地方每年的棉布总产量。第二步,根据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估算明末清初棉布总消费,假设总消费=总产量,得到明末清初江南棉布产量占全国的比例。第三步,假设江南棉布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率在历年中不变,得到明代历年的棉布总产量。根据彭信威的布米比价关系,可以算出全国棉纺织业产值。净值仍然参考巫宝三的计算,根据明代的具体情况,将巫宝三计算中原材料一项所有棉纱都按手工纺纱的价格计算,得到净值占总值比例为38%。冶铁业分为官营冶铁业和私营冶铁业。官营冶铁业根据遵化铁产量确定,私营冶铁业主要根据官方记载中的铁课和税率数据估算,加总后乘以价格后得到总产值。净值仍然参考巫宝三的估算,占总值55%。金冶业、铜冶业,也采用类似方法,根据金课、铜课估算。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由于数据获得上的困难,无法进行核算,只能有待以后再行补充。针对巫和懋教授提出的“中国既被称为China,陶瓷业可能比较重要”,管博士表示,陶瓷业的价格很难搜集,但可能确实较重要,下一步会进行估算。李玲教授提出珠宝业也不能简单忽略,管博士也表示会将其纳入估算。

  商业是较难估算的。参照Maddison的估算,商业GDP与非商业GDP之比为0.08。1480年钞关税收总量为12万两,当年农业GDP为275824477两,手工业GDP为24473786两,可算得商业GDP为15014913两,由此钞关税收与商业GDP比重为0.79%,假设这一比重不变。1480年之后,根据历年钞关税收可以算出商业GDP。1480年之前缺少历年钞关税收数据,简单假设商业GDP与非商业GDP之比为0.08得到商业GDP。

  根据以上各部门净产值的估算,加总得到名义GDP。用名义GDP除以物价指数,得到实际GDP,物价指数主要来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对明代价格的整理。管博士随后展示了明代物价指数的趋势图。可以看到明代末期物价上涨较大,这是由于战乱期间粮食价格上涨、崇祯年间发行纸币,以及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共同造成的。之后展示了以1402年白银计价的1402年到1626年实际GDP。巫和懋教授提出,从图上看明代GDP波动不是很大。管博士表示,物价指数只有每10年的资料。因此尽管名义GDP每年都作了估算,实际GDP在10年中不能体现物价的影响。将明代GDP与英格兰、威尔士工业革命前用1700年英镑计价的实际GDP对比,可以发现,明代实际GDP大多数时间增长不快,1402到1626年实际GDP增长大约为两倍,平均年增长率为0.29%;英国在1700到1760年工业革命之前,实际GDP的增长了将近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0.865%,工业革命期间则增长了6倍多;从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看,明代经济不如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经济,更远远不如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英国经济。考虑人均GDP,需要寻找一个共同计价物,不能用英镑和白银比较。在研究中采用的共同计价物是小麦。明代以小麦衡量的人均收入基本在8公石左右 (521公斤) ,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00年人均收入为16公石,工业革命结束的1860年为35公石。明代普通中国人生活水平大约为工业革命前英国人一半。

  横向比较之后,可以考察纵向的关系,即用今天的物价来衡量明代GDP。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先将小麦换算成黄金,再把黄金换算成1990年美元。这是因为小麦可能会随着生产技术提高而贬值,而黄金贬值较小。二是用明代大多数实物产品乘用1990年美元表示的价格,得到1990年美元计价的明代人均GDP。这种算法的问题是现代经济中实物生产部门比重和产品价格相对于传统经济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和劳务价格则不断上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明代服务业GDP会不准确。解决办法是在现代经济里,服务业部门和实物生产部门的比重是7:3,假设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明代服务业部门和实物生产部门的比重与这个比重相同;用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实物生产部门产出乘以1和这个比重之和,就可以得到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最大的明代产出。无论用何种算法计算,明代直接以黄金作为计价物计算得出的实际人均GDP470美元和以比例推算法算出的实际人均GDP260美元都低于Maddison估算的明代人均收入600美元。而Maddison估计的1700年欧洲人均GDP是870美元,与研究估算的英国1700年933美元,1760年1000美元非常接近;以1990年美元衡量的实际人均GDP再次说明明代中国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存在很大差距。

       研究对于明代经济结构与政府规模进行了估算。这方面的估算较准确,原因是官方记载丰富。农业占总GDP的90%。手工业和商业最多不超过20%,在明朝中后期开始下降,没有发展起来。而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比重只有33%,明显低于中国。这显示明代中国基本是一个稳态的农业社会。政府税收规模在3%与10%之间,后期阶梯结构的出现是由于“加派”的临时性特点。明中叶后军费在中央政府支出中占的比例不断上升。英国的政府绝对规模与明代差别不大,但英国的政府规模是不断下降的。中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奢侈消费与军费,公共产品严格不足,是经济不发达的主要问题。剩余是GDP减去总消费,总消费分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居民消费通过江南农民消费与华北农民消费分别乘以人口得到。最后得到的积累率(剩余/GDP)初期上升,但后期是负的。整个时期年均积累率是0.83%,而Rostow认为,经济打破“均衡陷阱”,进入起飞的临界水平所需要的积累占总产值比例是11%左右。

       最后的结论是:明代人均收入增长不明显,基本维持在每年8公石 (52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为200美元左右,上限为260美元,远低于Maddison估算的600美元的水平。明代经济结构如下:GDP中农业所占比重在90%左右,手工业和商业低于20%;政府税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为3%到10%,明中叶以后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明代多数时期GDP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经济积累率低,各年平均为0.83%。推论是:明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距离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较大差距;研究证实了一些前辈学者的观点,即当时的中国可能不具备英国式工业革命的初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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