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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斌: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贡献了一个新体制的伟大实践--市场经济的实践。又贡献了一种敢闯敢冒的改革精神。所以,它的贡献远不只是建成一座现代化大城市。但是,中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格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他国家的特区大体是在一个定型的、成熟的体制内采取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来达到局部的暂时的利益。美国、日本的特区就是如此,他们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推广,而中国经济特区则是一种实验、一种探索,充当排头兵,率先一类的角色。现在的各种实验都是为了以后的推广。

  这样,我把它归纳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为了探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为了寻找从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所以,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绝不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经济的形成问题。对深圳如此,对滨海新区如此,对重庆新特区也如此。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对这类特区的作用却不可高估。

  第一、它们仅仅是一个个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文化特区、社会特区,仅仅靠经济特区实现不了全面的现代化。

   第二、任何一个特区都不再具有实验的垄断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不仅希望深圳同时也要求上海、北京实现几个“率先”。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说深圳并不是什么“经验批发商”,他没有那么多的历史使命。

   第三、经济特区的本意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地区,一旦中央收回了特殊政策,特区的性质也就转变了,即便还叫“特区”,也仅仅具有历史与象征性的意义。我以为,今天“特区”的概念已经由实体转化为精神了。

  总之,我的第一个问题的结论就是研究中国经济特区就是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不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例。

  第二个问题,中国特色。自从三十年前,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的思路提出以后,无论是一些党政官员还是一批实业家,甚至是理论界本身都有一种明显的误解,以为它是为了跟传统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理论,尤其是和西方当代经济学理论划清界线而提出来的,这在实际上就从相当的意义上拒绝了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的某些内容,拒绝了股市价值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运用,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创始人邓小平本人的思路的初衷。因为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主要是针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而提出来的,而绝不是拒绝接受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了的真理本身,绝不是拒绝人类文明的股市价值。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就证明了这一点,否则就必然出现邓小平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百多个社会主义的模式”。诸如柬埔寨式的、朝鲜式的、委内瑞拉式的、利比亚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很难阐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了。

  我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动力、基本路径的,我们要建设新社会的过程绝不是再搞一次当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的“洋务运动”。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只能“特”在现代化建设的形式上,而不能“特”在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上,只能特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而不能特在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这里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以为,一方面,我们既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早期、中期、晚期的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来自己勾画出的基本理论,也没有必要从他们的不同论述来演绎出自己总结出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中、核心价值的内容中去总结基本原理,如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即使我们真的有一天在文本中发现了马克思说过“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从这里来证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尽管我们从文本中反复地看到,未来社会就是要消灭商品,也不能说明我们今天搞的市场经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应当把经济学的经典文本,当做一个学者的研究过程的不同思路、不同角度,他们并不是为我们写什么标准教科书。在这里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开放问题,而是一个寻找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学术灵魂核心价值的问题。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化的内容必须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指导下得到证明的成功的实践,而绝不仅仅是把所有现行的尤其是地方上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甚至是部门领导人的讲话指示都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签,并不能仅仅以刚刚萌生的某个构想来作为主要内容。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所说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两者都在探索之中,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尚未定型,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基本制度存在,只是需要我们再加上一个市场经济准则就完事大吉了。另一方面,对于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也还在不断探索之中,即使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也还没有一个现行的市场经济的具体准则。所以,我们既不能把计划经济的基础当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来加以肯定,也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朴实价值当做西方经济的自由主义来加以批判。我始终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绝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政策也不能完全套用到发展中国家来。显然,这种结合本身就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第三个小问题,即使对于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也必须领会精神实质,而不能去咬文嚼字。其一,中国特色只说明有所不同,它并没有正面回答究竟是什么,因为权威性的解释是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其二,中国特色字面上并没有体现价值判断,不说明这种特色,究竟是好是坏。第三、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的革命之路还是中国的建设之路,都始终充满了特色,如农村包围城市,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所以,它并不具备时代的先进特征。可见,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其精神实质与基本内容仍然应当是民主、繁荣、自由、幸福,等等。在这里,道路应当服从于目标。

  总之,党的十七大指明了方向,开拓了道路,这就给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给我们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创造了可繁荣的巨大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获得了知识、以往的研究成果还具有极大地局限性,它大大小于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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