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式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在自由化时期的发展

  
       2008年3月24日下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计划中心Byasdeb Dasgupta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作了题为“印度正式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在自由化时期的发展”的演讲。 

       一般的观点认为，印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源于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但改革并没有使就业得到相应的改善。改革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使其增长率在1991年之后达到最高。但制造业的增长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趋势。制造业年均增长率2002-2003年为6.0%，2004到2005年是9.2%，2005年到2006年是9.1%，2006年到2007年是11.5%。第二部门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0%，紧跟第三部门之后。其中制造业的贡献率在第二部门中是最高的。

       正式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远不及10%，其中正式的制造业部门雇用的工人少于2%，超过90%的劳动力受雇于非正式部门。在1991年前，公共部门在提供就业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之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在绝对值和相对值方面都连续的下降。1991年后，妇女在正式部门就业增加，而男性就业的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下降。不少印度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无就业的增长”。

Byasdeb Dasgupta博士介绍，印度经济改革遵循三大基本的准则：首先，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仅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对经济产生影响；第二，利用外资代替本国投资，特别在公共投资方面；第三，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和坚持效率原则的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大力提高制造业水平等。改革涉及的领域包括贸易、金融、农业、税收等方面。

改革对各行业的就业都产生相应的影响，这里主要研究制造业的就业。印度的工业分为两个部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正式部门包括了公共服务部门、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和合资企业。非正式部门包括一些合作型小企业，以及个体户，其中涉及农业和棉花业。这里之所以把正式部门就业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主要有：（1）通过行业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es，ASI）可以方便的获得数据；（2）在非正式部门只有国家统计组织（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CSO）的时期样本调查，没有完整的数据；（3）改革使得正式部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正式部门的就业制度在朝更灵活的方向发展。正式部门在整个经济体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非正式部门有很大影响。

分析“无就业的增长”现象前，Byasdeb Dasgupta博士先提出以下问题：（1）高增长行业的产出高增长是否带来同等比例的就业增长？如果不是，在这些行业是否存在使用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2）进行资本深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3）我们是否已经观察到劳动产出上升？如果是，这是否可以被视为劳动替代的依据？（4）工资占产出的比例和利润占产出比例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了工人较低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变化和临时雇工是否相关？（5）分析排名靠前的制造公司，其销售收入和其拥有的外资股本、出口是否存在正相关？在这些公司拥有的外国股本是否像人们预期一样使出口增加？

分析的数据来源是ASI和CSO。其中ASI的数据来源有两个：部门和工厂普查。普查的对象包括了国内所有雇员达到50人的部门，以及雇员在10个以上的工厂。普查时间从1980年、1981年 到 2002年和2003年。这里把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的行业称为为高增长行业，把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下的行业称为低增长行业。

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的部门，就业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在1999年-2003年期间，增长最快的航空制造业的产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11.1%，但其就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5%；摩托制造业产出年均增长率30.27%，但其就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9%；电子零件行业产出年均增长率26.25%，就业的年均增长率14.72%……其他绝大多数高增长行业的产出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也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无论是在高增长率行业还是低增长率行业，其就业弹性都较低。对于单个行业份额占总产出5.8%-9.9%之间的行业，其累计产出对总产出的贡献率是47.66%，但对就业的贡献率仅30.73%。对于低增长行业，即单个行业产出与总产出介于0.04% 到0.95%之间的行业，其累计产出共占总产出的13.21%，就业贡献率则达到22%。这里，在产出份额和就业份额之间存在负相关。

在增长波动方面，改革之后，所有的行业都经历了产出增长的剧烈波动，就业波动也不例外。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具有一致性，这在高增长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表明产出的波动能够给就业机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1999年到2003年，航空制造业的产出标准差为297.19，就业标准差为196.42；摩托制造业产出标准差为73.91，就业标准差为23.21；电子零件行业产出标准差为31.72，就业标准差为28.05。在年均增长率低于5%的行业中，印刷业产出标准差为20.55，就业标准差为39.49；烟草业产出标准差为17.34，就业标准差为9.25。

改革后印度的制造业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改革前属于高增长的行业，在改革后被其他新兴的行业代替。由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排名靠前，并且越来越多的使用劳动替代技术，高增长行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可能出现下降。目前已出现上述的增长和就业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相比改革前被拉大了。

除了改革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外，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劳动弹性小于资本弹性的现象在高增长和低增长行业同时存在，且高增长行业的劳动资本比率与某些低增长行业相比很高。在高增长行业存在明显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趋势。

改革之后，随着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劳动产出也快速上升。所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和劳动产出变化呈现一致性。如1999年到2003年，航空制造业资本劳动比的年增长率为5.7，劳动产出年均增长率为39.07；摩托制造业资本劳动比的年增长率为19.86，劳动产出年均增长率为20.24；电子零件行业资本劳动比的年增长率为29.03，劳动产出年均增长率为13.73。

虽然劳动产出的增加上升，但工资和劳动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1999-2003年间，在大部分的高增长行业，工资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年增长率仍然低于利润在产出中所占份额中的增长率。工资份额的增长似乎是停滞的，如1999年到2003年，航空制造业年均工资份额是0.109，年均利润份额是0.044；摩托制造业年均工资份额是0.044，年均利润份额是0.04；电子零件行业年均工资份额是0.036，年均利润份额是0.051。

从劳动的灵活性来看，与直接受雇的就业增长率相比，合约型工人就业（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签订合约，雇用临时工）的增长率更高。从贸易方面来看，高产出增长的行业不一定就是具有高出口率、或者在出口中份额较大的行业。劳动效率提高没有导致出口增长，也没能提高出口份额，这在高增长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分析上述现象后，Byasdeb Dasgupta博士检验了以下假设：（1）决定就业的因素是哪些? 是资本劳动比率、投资、劳动产出、还是高增长部门？（2）劳动产出依赖于哪些因素？是资本劳动比、资本投资、工人数量、自由化，还是高增长行业？（3）决定高增长行业和低增长行业的产出的因素有哪些？（4）决定高、低增长行业的劳动产出的因素有哪些？

回归结果表明：（1）资本劳动比率和平均劳动产出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2）劳动产出随着资本劳动比率、固定投资的增加而上升，但随着就业的提高而减少；（3）劳动产出和固定投资的上升促进了产出值的增加；（4）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变迁有力地促进了就业和产出增长，而且，随着就业的增长，劳动产出似乎在下降，这是难以用经济理论解释的；（5）意外的是，自由化改革似乎没有成为一个显著的变量；（6）外部交易（净出口和外国投资）对相应部门的销售、产出没有正面促进作用。这个模型对自由化带来经济开放和发展提出质疑，同时也质疑了开放带来更高的制造业增长；（7）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出口没有正相关，在印度经济的增长主要和国内市场相关。

通过上述分析，Byasdeb Dasgupta博士给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对正式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析表明，印度制造业的就业相当暗淡。在各行业，就业增长都远远滞后于产出的增长，并且工资占产出的份额并没有扩大。在高增长部门，就业与产出的滞后期正在加长，高增长行业的就业大大低于低增长行业的就业率。

其次，产出和就业都经受了剧烈的波动，而且产出的波动方向和就业的波动方向一致。即使在负增长的行业，就业的波动也是剧烈的，这表明就业的不稳定性。

第三，资本劳动比率在大多数行业有上升的趋势，各行业利用资本进行劳动替代的趋势明显。高产出增长的行业不但没有创造同等的就业增长率，而且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大小于低增长行业的就业。

最后，在回归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是提高劳动产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资本劳动比对就业却有负向的影响。技术升级提高了劳动产出率，但没有提高就业增长率。产出的增长导致了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产出。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行业工资在产出中的份额是停滞的。对外开放没有带来出口率增加，甚至在高增长部门也是如此。对外开放也没有带来产出、销售、出口的增加。

 

（蔡晓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