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的空间不平等

   
2008年4月24日下午，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Maria Csanádi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体制转型的空间不平等”的演讲，下面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过去几十年，很多国家发生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同的结构基础引起了不同的转型模式。而这些差异可以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水平上进行检验。先介绍用来分析的“交互式政党—国家”（Interactive Party—State）模型，再用中国的案例来分析转型中的动态特征。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检验“交互式政党—国家”模型在不同层次上的解释能力，展现空间中不同转型聚集或隔离的特征、潜在的紧张（potential tension）、地区经济社会特征以及收入和发展不平等的空间分布。演讲主要有如下几个部分：模型；基于该模型的体制转型；这种转型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开始；如何测度体制转型；目前的统计结果。

先来看模型，“政党—国家”模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党和国家都是正式的等级结构。它们都是金字塔型的机构，在结构中存在不同层级的决策者，上层的决策者对下层的决策者有依赖关系，而下层的决策者对上层的决策者有利益擢升的诉求。这种依赖和利益擢升诉求存在于各自的等级结构内。第二个层次是，在国家和政党两个等级结构之间，也存在依赖和利益擢升的诉求。第三个层次是，无论在国家和政党内部还是它们之间，都存在超越层级的直接反馈，即底层决策者越过他直接的上级而向更高的等级进行反馈。

那么国家和政党这种结构联系和运行的原则有哪些呢？所有的决策者——无论在国家还是政党体系中——都会对其体系内下层有所依赖，而只有政党体系内的决策者才会有对国家体系内的决策者有所依赖。而利益擢升的诉求、依赖和资源的获取都是被政治垄断的。结果是在政治的一个子领域，通过权力工具的渗透和垄断界定了决策者之间的不平等，这样就形成一个像社会体系一样运行的网络。

在“政党—国家”模型中，存在如下变量：体系内的层级依赖，体系间的层级依赖，对随国家等级进行的资源获取和分配的控制，超越层级的直接反馈。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权力分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自我瓦解（self-disintegrating），在这种模式中，权力的分配是通过集中化的资源获取和再分配进行的，经济反馈较强。再生产的约束是硬的。这样往往发生资源动员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允许要素自由流动，而是重新对要素进行结构化。但这种调整也很难消除内在的紧张，所以，硬预算约束和结构调整的刚性相遇时，体制往往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但这种瓦解是渐进的——首先是政府结构的瓦解，其次是政党。

第二种模式是自我取回（self-withdrawing），在这种模式中，政党或国家内部的联系是集中化或者分散化的，网络的不同维度有很强的经济反馈。资源的获取能力是部分分散化的。因此在给定的权力分配中，资源获取的能力有持续的刚性。所以，强制的资源再分配和要素动员都是难以进行的。通常结构内再生产的约束是硬的。其结果是，获取资源的动力迫使上层决策者不断地通过责任下放摆脱分配的负担，或者允许下层脱离网络，或者允许其增加网络外获取资源的领域。这样的结果是使得旧的网络不断空心化，但在其崩溃前，并行生长出一个新的体系。

第三种模式是自我开发（self-exploiting），在这种模式中，权力的分配是通过集中化的资源的获取和分配进行的，但经济反馈较弱，有限的反馈意味着网络刚性较弱，这样的体系中在生产的约束是软性的。虽然这种体系存在经济上非理性的开发、社会紧张加剧，但依然有一定的稳定性。当内在的经济紧张和政治时机相结合时，体制可能发生转型。

那么什么是转型？转型意味着“政党—国家”网络作为社会体系从垄断性的子领域退出，同时新的社会体系的子领域不断出现。退出可能是绝对的，也可能是相对于演化来说的。退出和演化都是模式确定型的（pattern-conforming），模式不同，退出和演化的速度、结果和条件就不同。

这样就有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政治体制转型在先，条件是出现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演化是渐进的。第二种模式是经济体制转型在先，条件是在权威体制下出现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演化也是渐进的。第三种模式是政治经济体制同时转型，条件是不确定的政治冲击和持久的经济危机，这种演化是激进的。

那么，经济领域的退出是如何发生的？这种退出主要是通过网络的空心化和弱化实现的，同时伴以经济对上层和政党依赖关系的减弱以及底层反馈的弱化。

那么，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如何演化而成呢？主要是通过价格双轨制，允许体制外经济单位和资本的增加、企业的私有化、可变能力的转移以及重叠部门的增加。

以中国为例对上述理论进行数量化检验，要考虑如下约束：如何量化模型中转型的因素？可以考虑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破产的数量，但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这样的数据，那就要采用间接的指标。同时，由于采用的是1999—2002的地区数据，就要考虑时间上的不一致以及在不同总体水平上的不一致性。

为了适应上述约束，我们对模型进行简化，但要注意简化模型和使用间接指标的陷阱所在。运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数量和总产值作为间接指标。明显发现，1998—2006年，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数量都在下降，表明旧的经济网络不断退出，新的演化不断增长。从总产值上看，也是如此。再来看退出和演化的空间分布，以区域划分，随着时间推移，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不论在数量和产值上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区域，退出的速度不同，新经济演化的速度也不同。

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潜在的紧张，这些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加以验证。在空间上，由于同一水平存在多样性，相似的动态聚集在同一水平，在网络和演化中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单位的组合。在时间上，由于退出和演化速度存在差异，条件、动态类型随时间变化，工业和农业具有不同的转型动态。这些决定了转型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多样性。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上述的转型趋势如何和不可测度的因素相匹配？不同的潜在紧张造成什么类型的转型动态？在共存的动态中哪些是最敏感和不稳定的？相似或不同的动态会引起连锁反应吗？地区中不同的转型类型和速度会引发冲突吗？不同类型的干预是会加速还是减缓转型的进行？如何把空间分布和归结于收入不平等的紧张相匹配？等等。

尽管有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仍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转型在时间、空间、层面和地区间是不同的；不同动态引发的潜在紧张是多样的；不同的转型重叠会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为了推进研究的进行，需要获得更长时期内的数据，同时进行数据挖掘。

 

（李新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