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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席高尚全主题演讲

  2008年10月25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北京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联合主办。国内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国际金融组织高管、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席高尚全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纪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我想在这里讲三点看法。

  第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讲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一个是我想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长来看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开了这么一个全会,今年为什么要隆重的庆祝呢,因为这次会议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从阶级斗争为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有这两个伟大的历史功绩,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要隆重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怎么庆祝呢,我今年年初曾经提出建议,第一中央要开个高层次的庆祝大会。我们最高领导要出来讲话。第二,要开个高高层次的理论研讨会,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理论创新的情况。第三,要办一个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展览。第四,要有一套或者几套丛书来回顾一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第五,要搞一部或者几部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成果的电视片或者电影。这是我的建议,在今年提出的。明年是建国60周年,就是展览跟那个一起,其他的都在从上到下都在准备。其他方面都在准备。所以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今年准备搞5本书,一本书就是由国务院研究中心搞的,经济学家文件。我自己搞了4本丛书,一个是政府怎么转型,第二就是改革文件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问题。第三,改革访谈。就是我从开始到陆续地跟外国的记者、领导们谈话,反映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还有一个是改革历程。所以这4本书有的已经出了,有的下个月准备出了。

  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容易。在什么背景下开呢?三中全会第一就是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另外就是思想理论上的一些禁区开始打破。这是一个重要背景。如果理论上不创新,不突破,那么现在还是老样子。第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解放了大批的干部,为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干部上的整顿,有的大批,成千上万的干部,三中全会做了这么一个改革。还有就是左的路线很厉害,万里同志当安徽省的书记,当时他感觉到农业要翻身必须要打破左倾的路线,将农民的积极性打掉了,他们安徽省28万个生产队能够解决温饱的就有10%。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但是为什么安徽省出来要饭的最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岗村,最近我们到了安徽省的小岗村,那个时候是农民没有办法了,出去要饭。过去说农业必须要集体的生产,农民不会种地,生产队大家也要上工,大家不去种地了,在左倾的干扰下农民吃不上饭,像小岗村的就出去要饭,后来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大包干”,就是除了交给国家、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就是说他的劳动跟收入挂钩了,所以农民积极性提高了,提高了农民就丰收了,能吃饱饭了,所以要饭的也就回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了三中全会。

  现在三中全会证明,因为我们中国有今天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那就没有今天。大家还是会搞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的你死我活,大家没有办法搞生产,所以说这个意义非常大!就是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一门心思搞生产,要发展。所以中国能有今天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也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这是我想讲的为什么今年要隆重的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第二点想讲一下我们改革开放经验很丰富。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讲了很多经验,我想其中讲一个重要的,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叫“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我想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为什么呢?第一,我们是市场化改革的是经过很多艰难的道路才找出这条道路的。我想举简单的两个例子,一个比如说沈阳有两个厂,都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因为产供销等等都掌握在部门所以就不行了,作为一个主体没有积极性怎么生产呢,还有一个是变压器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是之间没有联系,他们需要的一些生产材料比如说铜,也是从全国各地调过来,两个厂其实可以互相用,大量运输不就可以节省了嘛,成本就可以降低了嘛,但是不行,就是因为管理不行。还有一个是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是为了不影响生产,所以当时要搞鼓风机来降温但是企业没有自主权,就是打报告,由很多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审批完了,一个章盖下来,夏天已经过完了。因为计划经济都是要审批,没有审批不能干啊。当时我在机械工业部工作,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篇文章在1956年12月6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在旁边画了一副漫画,企业要打字机跑到北京来审批,领导有很多文件要审批,当然漫画是夸张了一点。所以说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弊病,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等等。当时我们知道改革,但是怎么改不知道,所以我们计划经济体制在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也讲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等,他说一切统一于中央,把企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里要发挥积极性,更多是发挥地方积极性。但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出路,没有找到出路就是说因为脑子里我们有一个传统观念,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以不能动,明明知道有问题,但是不能动,因为个贴了标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特征。所以谁也不敢动。我那篇文章以后,后来人家写了大字报,批判这个东西。

  因为计划经济是集中统一的体制,越乱越统,就这样怎么办呢,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但是这不是一个办法啊,中央、地方管还是体制不变。后来觉得没有找到出路。因为我们有一个障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能变。后来搞一个市场调解,我们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要坚持,另外搞一些市场调解,当时是这么想。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商品意义概念,但是当时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所以是有计划的商品机制。人家理解不一样,商品机制还要有计划。我也参加了一些当时的决定,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快,哪个地方比较富,我说应当加一句话,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足。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社会届的探讨,当时也有人提出,我作为起草小组也提出要坚持发展商品经济。有人觉得不能提。后来中央提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十三大又提出来计划跟市场内在统一的提议,而且提出来要调解市场,市场领导企业,国家间接调控。以前是直接管,现在是间接调控。我也提了三条意见,第一就是计划跟市场为手段。第二个用经济合同来取代指定性计划,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那么跟市场结合也要发展,要从实物性计划转向政策性计划。当时我们的主任把意见反映到上面,中央考虑在十三大报告里头写上去,要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这还有什么讨论的,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以后,提出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机会,回来做报告,批判,说指令性计划怎么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这么想的,所以取消指令性计划确实不容易。后来到90年代初,80年代末又回潮了,批判市场化改革是错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是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又强调指令性计划,但是后来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了,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是一种手段跟方法。应该运用市场调节,所以十四大提出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话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明确了,市场化的改革作为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改革的方向目标来之不易的。我们不能随便改变,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坚持,最近金融危机以来有人批判说市场配置资源是错误的。意思还是行政的配置,还是要计划。还有人说还是计划经济好。大家都可以就业,确实如此,那时候老太太都可以就业的,而且计划经济没有污染,第三说还想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我觉得回不去了。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说明搞市场化是错的,这不是结论。只能说我们市场化过程当中必须要加强市场的监管。政府要有必要的宏观调控,这样的话市场可以健康发展,不是放任自流,当然市场也有混乱的时候,混乱的时候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干预,但是干预不是一个常态,是在必要的时候。所以不能得出结论,现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要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不能的。我们看亚欧的会议现在还在开,一个就是要改革货币金融体系,货币金融体系不健全所以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改革他。所以现在的办法,现在发生的问题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当然必要的宏观调控,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也需要,政府干预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说我们市场化是错误的。所以我想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条经验。我觉得是我们是经过三十年的探索,经过了风风雨雨找出了这条路,这就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讲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建立、成长、发展过程当中来看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我记得93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国家机构的一个副主任,我兼任中国海南发展院的院长。因为90年代初跟海外的联系不多,我们在国外,特别国外的学子来了解国内的情况,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基于这个原因我在海南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海外的学者归来。但是这个东西也很不容易。当时有人看了以后说“这个海外搞自由化的人回来干什么!”所以有人就报告上面去了,所以我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顶住这个东西了。现在看来是很成功的。我们改革开放跟世界不能断啊,我们海外学子也需要了解,那时候有好多专家学者来参加会议。回来以后了解国内的情况,这也提供了他们在国内有创业的机会。所以第二年,1994年我带了林毅夫、易纲等人见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人家说你给海外学子提供了平台交流,当时我带他们几位来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气氛不是太好,我想北大不行就到清华,还好当时的校长答应下来搞一个研究中心,给他们回来创业提供了机会。当时没有想到,就是海外学者回来成长那么快。林毅夫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首席经济专家,其他也是很有成就,给海外学子提供了平台,当时没有想到成长那么快。第二,没有想到建立那么顺利,建立之后我觉得发展很快,环境变化也很大,他们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个当时都没有想到。现在我觉得这两条感到很欣慰,所以这次又一次到中心来了,我过去来过,那时候林毅夫先生当主任的时候,因为开董事会,我也是作为一个董事嘛,来开会了。开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不一样,变化很大,那么优美的环境在中国也是少有。所以有好多没想到。所以说中心的成立、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思想上的变化。当时好象不能容忍海外人回来,现在看来海外人回来完全是必要,而且他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从中心的建立、发展也说明我们思想上的变化,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么今天下午要成立发展研究院,也是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因为这个平台就更大了,所以我也衷心地祝贺发展研究院成立。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可以更深入,对外开放跟国外越来越密切,所以发展的问题,发展当中的难题怎么解决,就需要我们建立这样的研究机构来去探寻。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网易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我们中国真正体制改革是从小岗村大包干开始,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三农问题,您给我们预测一下未来三十年内我们如何解决首要的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城乡的二元结构,接下来请您谈一下资本市场的问题,现在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走过了资本市场改革18年的历程,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走势吗?

高尚全:国家对三农问题做出了决定,我想有两定值得我们注意,一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我们说是15年,其实是30年,有人曾经说过可能需要50年、70年,这样子给农民没有一个正确的预期,那么你三十年、五十年或者以后是不是要变,农民老是想这个问题,所以长久的经营权是给农民吃了一个定心丸,你放心好了,土地的投入你放心好了,国家不会变。所以这个预期很重要。另外提出来,流转的问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过去我们提过流转,但是这个问题因为种原因我们还没有到预想的程度。农民现在作为一个城乡的差别,二元结构我觉得如果农民富不起来,小康社会就建立不起来,城乡差别也不能取消。另外二元结构也不能改变。所以关紧是要把农民怎么样富起来,农民富起来怎么样增加财产性收入。我们在农产品价格提的不够,应当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样子农民收入可以增加了。另外如果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那也富不起来。所以农民他有资产,这个资产怎么样变为资本,能够流转,流转过程当中他真的就富起来了,真的富起来那么城乡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小康社会的问题自然会解决。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今后我们向这两方面继续地探索。

  第二个问题关于资本市场的问题。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18年,比国外比起来我们还是年轻的,我们发展以来成绩很大。我们有两个证券交易所,我们直接融资的比重也增加了。我们两个交易中心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这是我们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我问题,还有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的不够地方,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还不完善。不要因为金融危机了以后好象我们开放的程度低就行了,我们还得进一步开放。怎么办呢?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使得我们资本市场能够平稳的、健康的发展。好,谢谢!

ccer陈平:高老师,我当了5年工人,您有一个解释,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讲的很好,这是我生平最大的收获。但是有一个问题,您中国的成果是市场化改革,我请您比较一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东欧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主要的差别和教训是什么?或者经验是什么?谢谢!

高尚全:我想中国改革有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看到苏联东欧那时候的改革,我们看改革计划,采取激进的办法,应该是采取渐进的办法,改革当中包括思想体制跟不上,一下子改,非乱不可。所以我们跟他是有区别的。我们比较稳妥的采取渐进的方法。渐进主要通过试点方法,先试,成功了推广,不成功我们停下来,采取这个办法,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另外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重要的一些决定是通过中央的决定、决策,然后全国达成共识。同时还有群众创造的经验我们总结,所以说是上下结合,这样的话我们决策的成功性可能性大,付出的代价也就少,所以我想这也是跟苏联东欧不同的地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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