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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资深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
2008年10月25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北京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联合主办。国内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国际金融组织高管、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各方代表将回顾总结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下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本次论坛包括嘉宾演讲、平行会议、圆桌讨论等多项活动，主要议题有：中国渐进改革如何取得了成功？中国如何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取得了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了对经济的有效监管？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等。世界银行资深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做了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演讲原文为英文）：
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的纪念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评估一下这个改革开放的事业的话，如果想找一个词来描述一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想唯一的一个合适的词就是“奇迹”。因为三十年前没有人真正能够敢奢望中国可以实现这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在开放程度上和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上以及中国如何促进和驱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共同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当中可以表现这么好，或者说为什么在1978年之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不能够发展这么好。因为在78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在同样的中央领导下，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第二，毫无疑问，我们想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改革了，所以才会这么好，但是我们知道在80年、90年代有那么多的国家都在改革，为什么中国可以独秀一支呢，为什么中国可以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和巨大成就呢？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实现中国同样的成就呢？尤其是有的国家甚至生了危机就崩溃了，那么中国如何能够独善其身？
第三题，也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国家是否能够像中国一样在，像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到实现这么大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尤其是现在我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也知道有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世行肩负着这宗旨和责任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毫无疑问希望其他的国家都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之前实现的成就，这样世行可以关大门了，我又可以回到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了。我想，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应该能够至少能保持在8%到10%的发展速度，因为这样的成就应该能够在20年到30年的周期中也就是在一代人的历程中实现现代化，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如果这个国家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量就是持续的不断的更新、改善科学技术。要把一个农业大国不断地转型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这是一种历史上的经验，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很多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才0.05%，也就是他们花了将近一千四百多面的时间才把这个数字翻一番，现在看一下发达国家，比如说欧盟国家，他们那时候在十八世纪就展开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变革。他们的人均收入从0.05%每年一下翻到了2%增长了将近40倍，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收入翻一番，为什么他们可以增长这么快呢？我想各位都知道，是因为他们当时开展了工业化的革命，科学技术不但进行革新，因为工业化革命带来了新科学和新技术，这些技术改革了农民、工人的生产经验和生产力，那么这些就使得他们构建了一个科学技术的孵化基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增长率几乎增长了40倍。那么，在1960年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增长率不光实现了2%的增长有的时候可以达到8%到10%，是只能够坚持10年之久这样的快速经济增长。
为什么他们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后发者，他们的经济增长，原来的经济比较落后，有一些落后，所以他们的科学技术再不断地更新，产业结构也更新，这些是驱动力量，但是这些科学技术的源头和创新的源头却是不一样的。对于前沿的国家来说，走在前面的国家，他们每实现的一步成就都是来源于他们自主的创新，他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在全球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上，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其实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技术，进口科学，他们可以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的失败，而且他们不用重蹈那些发达国家的错误，也可以很快照搬一些模式去更新，快速实现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实现8%-10%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有人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是有这样的优势的，所以对很多国家，对中国也是这样。那么，我要问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从这样的快速的经济科学技术革新当中收益？因为80年重要的原因是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更新对于科学技术的选择和对产业的这种选择，实际上是这种不匹配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业化进程帮助他们大力发展了这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迈克尔波特他的关于国家竞争力这个理论来看，如果你想要加强你的竞争力那么你就应该能够去利用那些真正利用自己比较优势和丰富资源的，发展那些产业，实际上我们就是劳动力和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这些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土地密集型的这种产业，我跟大家讲到随着产业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大家都注意到一个趋势，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1949年实现了新中国的革命，成功地创造了新中国，他们就想大力的发展，实际上他们的采取战略其实是违背中国固有的优势，因为我们要发展重工业，发展这些重工业其实他们却是不可行的，在开放性、竞争性的环境中这些重工业没有竞争力，因为没有竞争力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支持他们，补贴他们从而确保更好发展这些重工业，这样保护性的补贴其实就是一种扭曲，不管从价格信号还是从其他方面都是扭曲，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扭曲可以带来一些障碍机制。当然中国重工业发展也帮助他们发射卫星、核试验等等，当然这些不是中国重点所在，正如刚才说的理论，中国想制定指导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和市场相违背的，如果没有真正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那么是不能加强这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其实这些经济增长实现8%到10%的增长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者的优势，不光是中国这样，也有好多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采取同样的发展战略，我们来自印度的朋友，对吧，他们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你来看看他们的这些政府政策，和他的产业发展政策，他们采取的大致与中国相同，当然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中国从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前，高先生刚才已经讲到了，中国的确发展不错，充分利用潜力，每年能够增长9.5%，平均9.5%增长了30年，其他国家却失败了，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成功呢？我刚才讲到在改革之前中国没有实现这样的经济成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意识到工业化的结构的更新重要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所以当时的发展战略违背了当时的趋势，所以没有得到快速增长。但是之后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成功，中国能呢，我想答案是，又是在80年代的中期，比如说当人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其实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很多扭曲的现象，那么中国政府想要发展很多的产业，而这些产业是没有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要给一些必要保护，这是一种扭曲。初期改革开放的时候设立了很多计划，因为这是一种规划的改革，他们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他们想马上根除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补贴政策，当时有很多限制因素，实际上可以把生产降低，但是有些企业不能降低，有些不可行的企业不能马上取消，可能会更好。中国获得成功我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状况，在农业、工业行业有一些鼓励措施，就像高先生讲的，奖励机制跟生产结合起来，有了这些措施中国就可以很批地朝前发展。一方面我们对一些问题做一些预测，另外我们有相对优势的，我们把它集合起来，让外国人到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保持这种稳定，与此同时，很多的优势也提高起来，中国的经济就是过去一直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断地转到其他行业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非常好的奇迹性的成绩，别的国家而没有能，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扭曲的根源。另外要理解他也很容易，每个国家应该有能力获得8%到10%的增长率，至少应该在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内，如果你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本地性自己的工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自己的禀赋结构，这样就可以创建一种机构性环境，在工业化进程当中挖掘潜力。另外如果大家认识到里面的扭曲现象，你要理解很多扭曲现象都是内生的，如果你能够真正找到扭曲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建立一些合理的条件，把这些扭曲条件取消，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够获得像中国同样的增长率，像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的增长。我认为两种机制很重要，一个是市场机制，我想说工业化的结构与禀赋结构本身是一致的，首先要了解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业结构，这样就能知道你应该走哪条路，我认为你必须要比较市场才会产生一些相对的价格信号，让人家知道你有什么相对优势，你有一个相对结构以后，可以反映自己的丰富性，这样公司就知道、企业家就知道应该进入哪个行业，充分利用你的资源，采取一些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你的增长，有了这样的信号以后才可行。另外我们还有政府机制，政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的。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有激励措施，同时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必须做一些安排。同时我们还要预测有什么样的资源，价格上面现在有一些扭曲我们现在要预测出来，同时还要把一些进入的障碍壁垒取消，因此政府有这个能力，所以必须要有政府帮助你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尽管如此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假设我们没有一些扭曲现象，比如说我们想充分改变农业的落后性，你的公司、你的行业的选择，是要选择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这种情况当然也会随着你禀赋的环境所快速变化，在东亚经济还有中国经济都有这样的情况。当禀赋情况改善工业等其他情况都要改善。首先我们都知道相对优势我们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但是有很多资本密集型行业啊，你要做哪个啊，因此你就需要信息了，信息有一个特点它是公众的产品，你必须要花时间收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处理，才能了解信息的含义。有了信息之后大家都想留着，都不想公布，这样才可以取得胜利，所以政府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收集信息，纳入到工业化政策里来与公司分享。另外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所有这些变化一开始都是人的变化，我们工业基础不断地增加，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也要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就这个情况你也需要把你的法律框架加以改善，这样才能促进这种市场的变化，不仅仅是法律架构，一开始很多的生产都需要很多的投入，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和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本，这些资本不可能由公司自己来存钱获得，它主要靠投资或者周转资金来获得，因此你需要有一些金融机构帮助你带来更多的资本，然后把风险化解，这样需要改变你的金融结构还有其他的结构，这种变化是在公司内部不能实现，你必须要协调。也就是说基础设施要改变，因此要有政府在那发挥作用，给我们提供协调工作，同时任何工业升级本身都是要创新，创新不管你成功与否给你提供信息，我们也需要政府加以协调。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机会，但是你必须要有政府帮助，也需要有市场，我希望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同时我也希望下一轮的工业发展高潮能到来。争取把低收入的国家变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我希望中国的改革也能够把我们的经验提供给世界银行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南亚、拉美的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免于饥饿、贫穷的世界！谢谢！
提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发展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中国非常成功的使自己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发扬光大。其他的国家没有能够成功这样做，这是肯定有一些积极的经验。
林毅夫：如果文化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1978年以来，我想说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是早就成就了，因为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如果它可以正当使用我们可以有帮助，如果没有文化我们也可以创建文化。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想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从澳大利亚请来了专家来指导日本的公司怎么样管理自己现代化的工业。但是这个专家一年之后写了一个报告，他说我来日本之前觉得日本有很多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低收入国家。他呆了一年之后觉得日本劳动力成本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的不努力工作，他们也没有纪律等等，因此这种有效成本非常的高。他就向工厂经理建议，你为什么不让工人努力工作啊。经理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就是这样，大家就是不使劲。我们知道日本人现在特别的努力，他同样的文化没有变，但是现在工作特努力，因此我觉得重要的是给你提供一个机构性的安排，有正确的激励措施，这样大家都会努力工作，谁也不偷懒了。
提问：环境问题，中国政治改革上，我想这种改革，两年之后因为审批制度存在，使得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的国考，年轻人更愿意去政府工作，而不去企业工作。
林毅夫：当时有很多的扭曲现象，比如说有的必须要有政府的批准，在改革之前管土地成本，中国没有足够地重视环境问题，这都是我所看到的扭曲现象。他把经营不善的行业压的更低，现在还有很多重工业，有很多补贴，就像我讲的那样我们更加应该贴近市场经济的功能性更健全的体制，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应当创建一些条件，像很多的经营不善的企业或者经营有效的企业，中国禀赋结构不断地升级，或者我们就把它移出去，只有那些可行的好的企业，不需要政府补贴的企业，能够运营，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成功。我想中国三十年已经非常接近这种资质了，这种状况了。我们应该对每一个扭曲现象加以分析，中国是不是有必要给他们建立条件，把它排除还是保留，我想这可能是今后的方向，也是中国政府该努力的方向。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愿意找政府，这不是个坏事，实际上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同时要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我们希望有比较好的政府官员，有能力的官员，他们能了解限制因素，能了解哪是机会以及发展自己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我说年轻的聪明的那些人要想去政府工作是好事。
提问：刚才您讲的非常好，讲到头三十年的飞跃后三十年是成功，明年是建国60年，我们想怎么评价前三十年，以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什么关系。前三十年国际环境是很糟糕的，依然保持GDP6.1%的增长。很多国家希望有这个飞跃达不到，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我能想象有很多关系，比如说前三十年建立了财产收入平均的国家，再比如说我们人力资本质量有大幅度提高，包括受教育的水平，这对后三十年也是有帮助作用的，农田大规模的建设，这个对以后也有影响，如果其他国家学习我们的经验，他们能不能学的了，这是我的问题。
林毅夫：我想我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而且用多本书来写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一个结论，我对你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是。没错，有一些比较好的条件，但是非洲国家实现8%到10%的经济发展一些好的条件，是一个好的事情。有些人说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达到8%到10%的增长率，但是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增长率是因为大国也是由一些小地区组成的，有一些村可能有500个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怎么发展呢，一个是要对比，如果到城市来看，上海是大城市，要比台湾小，那么上海怎么发展呢，中国有优势，要是比较优势的话，每个地区不管是大是小都可以发展很好，因此大小不是问题。现在我们的确创造了很多成绩，我们应该利用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技术尽快发展，但是还有一些优势我们要去利用，应该实现一个平衡的发展。我可以给你举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一些国家三十年实际上经过三十年的波动实现了中国像1978年以来的发展。
提问：您认为中国在非洲发展方面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林毅夫：第一个是启示性作用，非洲人是可以发展的。中国工业发展、结构实际上是非洲其他国家发展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实现互补性发展，因此他们找到自己的优势通过实现贸易的增长来实现资本流动，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一个推动性的作用。同时，非洲像中国开放了自己的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
提问：中国在发展的作用很关键，我想知道政府现在他的资质和能力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您对中国政府现在的作用是否满意？应该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性质、作用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先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政府会做的有一些失灵的地方，所以恰到好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想激励机制是必要的。你当然需要有激励机制，特别是政府的领导有激励机制，这样他们才能好好工作，一直要有这样激励机制。我不认为一个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不是说想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而是想使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如果我们有激励机制，但是没有好的理论，没有制定很好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大多数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引进到中国来的，甚至亚当斯密的理论是1776年，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今天人均收入的7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所学的有关教科书的理论，不管是芝加哥的理论还是其他理论实际上都是西方国家的理论。相关的理论实际上也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所捕捉的经济机会和发展中国家有时候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情况下我们看到，如果你一味地遵守教科书的理论，尽管你的本意动机是好的，不一定会为自己国家做出贡献，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深刻的理解我们的发展机遇和局限。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探索我们的发展机遇，发展一些新的理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论的话我想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领导者都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出一些事情，他们也可以这么去做。
提问：您总是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我们比较优势的成功和不成功的方面在哪里？比如说中国实际上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中国自己想发展，而是美国冷战之后对中国的压力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发展国家都用一些这样的办法促进产业发展政策，还有就是看看拉美国家，实际上都是像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际上排出的废物量比欧美他们多的多，所以谈到优势，拉美国家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提这么一个建议。
林毅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人均收入现在是2500美元，这对产业发展是有好处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分析，中国的生产比较好，第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力，我们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力，刚才你谈到钢铁发展，的确比较好，对于钢铁工业来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技术。如果用这观点看的话中国的产业实际上大多数还是使用了更成熟的技术的，这需要我们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日本有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所以这是一种比较优势。关键是要分析我们微观的劳动力这就是比较优势所在。一些国家实际上在劳动力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劳动力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不促进这样的发展，促进教育、基础建设、法律建设、金融机制的建设，实现一定的外部性，那么那个国家就不可能逾越这些障碍，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两手，一个就是政府，一个是市场两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