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CENET的工作人员，今日我有幸参加了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论坛上，众多嘉宾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分析了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旨在更好地总结改革经验以指导中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成功经验。嘉宾们那深入浅出地剖析、独到精辟的见解和诙谐幽默的语言让我受益匪浅，大师们的风采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上面是我根据会议记录和个人笔记整理出来的会议新闻稿，虽然简短但是已涵盖了会议的所有核心内容。希望这些文章可以让那些没有机会参会的同学们了解到更多相关内容。
2008年10月25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联合主办。国内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国际金融组织高管、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会议于上午九时正式开始，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郑晓松参与并主持了会议开幕式。随后，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和亚行东亚局局长克劳斯•盖尔豪瑟先生(Klaus Gerhaeusser)依次进行了精彩的开幕式演讲。他们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突出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梳理改革开放历史轨迹、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成就和探讨未来改革方向路径的重要意义。
丁学东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事关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变革，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以下四点主要成就：一是不断创新思想观念，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三是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四是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三十年改革得失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分析现阶段矛盾、理性制定未来规划，在经济活力、平衡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上推动改革开放。
张国有明确指出改革放开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选择。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带来了蓬勃和生机。但是当今经济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又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他强调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来解决问题，国家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克劳斯•盖尔豪瑟先生肯定了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仅在增长速度上创造了历史新高、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对于中国来说，更好的进行经济增长以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挑战、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建立更为公平的融资和社会服务机制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亚行正是旨在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帮助其实现上述目标，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正式进入全体会议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这三位知名学者所做。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界的领军人物，高尚全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意义重大、改革的基本经验和CCER的成立成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理解。在详细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各种困难后，他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同时，他特别强调了胡总书记总结的十条经验中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说明了市场化道路是中国的必经之路。现阶段出现的问题不是对市场化道路的否定，而是提醒我们在市场失灵时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督的必要性。
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的林毅夫将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经验的总结与在世行的工作经历相结合，把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了比较，说明了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奇迹。他指出：中国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其技术革新和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不仅能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失败、照搬西方经验，还能节省高昂的研发成本。然而，之所以改革开放以前未能够实现这样的成果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工业结构与禀赋结构的一致性。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更新和对技术、产业的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匹配，因此我们要懂得利用那些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政府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信息提供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纠正社会经济的扭曲现象，让经济更好地发展。
作为发言嘉宾中唯一的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并把中国与印度的计划相比较。在他眼中，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和平崛起、政治与经济脱钩和一个高度的机制，处理好地区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的大规模改革，杜赞奇选择：第一个是改革开放的中心，由中央政府制订各种各样的政策；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第三个是百姓的积极能动性。最后他强调，民主和非民主之间没有关联性。因而，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面对的首要问题都是“当地社区怎样获得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怎么样使地方政府更有权利？”
中午十二点，会议演讲告一段落，随后举行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的新书发布会。这本由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书籍是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该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共收录10篇文章，都是此研究课题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在2007年8月9日亚行在北京举办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了参会100多名来自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机构专家学者的有益评价。
下午二点，会议讨论进入第二阶段。三位外国学者依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和首尔大学经济研究部的李根。
珀金斯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和政治改革基础。他认为中国的统一、中国的教育和现代化之前的商业这三点是导致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关联，因此其他国家不能直接照搬这些成功经验，而应该学会间接地吸取经验教训。郜若素教授则以“中国的改革改变了世界”这一主题来充分肯定中国改革的积极成果。他很赞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做法，认为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他也指出了改革的脆弱性。因为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新的机制，如学习监管的机制，而建立这批发展机制需要时间。中国的经验说明，从农村开始改革的优势，至少能够保证改革和其他地方一样取得成功。最后，来自韩国的李根教授对比了中韩两国的金融发展和赶超历程。经过对比，他证明了中韩两国在对外贸易、储蓄率、FDI吸收率和创新方面各有优势。同时，他认为中国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一方面要在中短期内采取高附加值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要在长期中促进平等发展。
会议讨论结束后，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国家发展研究院将在CCER的基础上，仍以经济发展为主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研究领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家发展的更多领域，包括能源、环境、人口、国际关系、法律等，从而更好的扮演“民间思想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