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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应对危机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吴敬琏:应对危机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2008年12月21日,由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会议。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员吴敬琏。(来源:新浪财经)
 
  许善达:刚才樊纲教授特别阐述了深圳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先导,深圳的发展在全国都有示范作用,从理论和实践做了提炼,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发展经济学里面都有创新的成分。下面请吴敬琏教授来发言。
 
  吴敬琏: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现在全国、广东、深圳面对经济发展转型,在转型中间,深圳发挥非常好的作用,过去三十年,深圳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起着排头兵的作用,我希望今后深圳继续发挥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面临着经济困难,在克服困难的工作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重要缺陷,是因为我们发展方式上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次债危机发生的上半年,我们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到下半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我们的内因长期起作用,看起来是突如其来的外部原因,实际上是内因起作用。
 
  我们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是指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靠两个力量:一个是资源投入,另外就是靠出口需求去拉动。改革三十年,原来靠拼资源的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是资源耗费的发展方式,从大范围来看,在90年代中期就表现了,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需求不足,普通劳动者、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慢。
 
  但是那个时候,出口的需求来支撑我们高速增长还有相当的潜力,特别是在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90年代,贸易还是高速增长,这个支撑到了21世纪初期,跟所有利用这种办法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都一样,这种政策取得辉煌成就,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份地依赖出口需求。
 
  出口需求增长导致了外汇结存大量增长,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就要出问题了,最初外汇大量增加,外汇储备到06年10月已经世界第一了,这是好事,但是八千多亿到了年底就是一万亿,但这样就造成流动性泛滥,造成资产市场的泡沫,到去年就变成了通货膨胀,使得金融系统里面存在大量的泡沫。
 
  我们出口的条件很差,中国卖什么都降价,中国买什么都涨价,结果利润空间缩小,中国大量的资源浪费造成环境破坏,金融体系变得很脆弱,以至于外面来了冲击,我们内部体系就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完全是外汇的因素,是外汇的因素和我们本身的经济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相结合造成的,所以要对付这个金融危机,对付我们当前的困难,除了一方面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投资来稳定市场,稳住宏观经济以外,从根本上要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修补我们经济体系的漏洞。
 
  从更长远一点说,要改造现在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说老实话,我对它并不乐观,因为牵涉到各个国家的利益,谈判的过程、实施的过程,这个会是一个相当艰巨的、相当长的过程。我们当然要争取人民币成为一个结算货币,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外部的环境不可能一天根本改善,我觉得我们要用更大的力量自求多福,要自求多福是十七大提出的,十一五提出的,十七大重申的。
 
  今年胡总书记三十年讲话里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来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一个是靠大量地投入资源,另外一个靠出口,要转变经济方式,简单地说,集约式的,说到底,就是靠效率提高支撑,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转变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可是必须要努力,让它快一点,十一五之后,各个地方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好一点,我们深圳就好一点。还有大量的地方发展很慢,所以我们现在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个,深圳在短期中间,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深圳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向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效率提高支撑我们的增长,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做得都是比较早的,可是现在有新的情况了。
 
  第一个情况,全国要尽快地推进转变,深圳条件比较好,原来技术比较好及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存在更重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全国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我们更先进的地区比较起来,比如跟发达的地区比较起来,深圳不是跟我们差不多人均一万多美元的地区比较起来,应该说深圳的经济、产品技术含量、GDP附加价值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从这两个观点看,都要加强努力。
 
  对于深圳来说,转型的重点,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同志们看看是不是恰当。有两个我们是着力进行,不光深圳,对于广东,对于全国都这样。
 
  第一个问题,在营造粤港澳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圈,深圳应该发挥作用。我们处的地位和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积累起来的经验,都使得我们当仁不让。
 
  另外一个,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间应该起着先锋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背景,我们观察一下,现代的市场经济,从地区的结构上来讲,一方面有先进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城市,经济发展教育的提高依赖于服务业,集聚先进制造业的中小城市,专业化的、效率很高的,技术性很高的,附加值很高,盈利性很高的增长,分工越发展,就需要用交易来把它串起来,这些重要城市一个个璀璨的明珠,可是串不起来就是一盘烂珠,而服务更是集聚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服务业集聚度越高,他的水平越高,这个城市辐射的范围就越广,带动力更强。
 
  深圳的服务业虽然很多都是世界级的,但是我们旁边紧挨着就是香港,香港是一个世界级的服务业集聚的地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观察深圳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我们着力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在广东和香港更紧密合作,来发展广东和香港金融中心配套的现代体系,发展与港澳地区错位的航运、物流、贸易、旅游、创新经济,这是国务院最近通过的规划,显然通过广东做这件事,最重要的受益者就是深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今天论坛的同志和书记共进早餐的时候也讲到了,希望论坛落实国务院省委的工作有一定的作用,发展紧密合作,打造一个都市圈,千条万绪,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交通运输,国务院规划里讲了,要加快和港深机场的建设。
 
  我记得大概在十年以前,香港机场董事局,说珠三角五个机场想办法变成一个组合机场,看来这个计划需要加快进行,现在也正在加快进行。这是说高速公路的对接,通关的便利,这都是属于硬件方面。
 
  软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不但是货流的问题,最近中央批准的14项对香港的措施中间,人民币走出国境线,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这是很重要的步骤,这不光是香港,你说人民币走出国际大门在哪?最大的舞台在我们这,因为需要我们配合,这个得做很多工作。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去讲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是人才,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条件,要建设、要创建国际一流的大学,当然我们也正在努力,最方便,最快的方式就是请香港的大学进来,像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我们深圳担着重大的职责。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深圳应该做的,在产业升级上,要给全国提供示范。国务院给了我们责任,也给了我们一些决策权,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授给我们的决策权,来把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办好,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段话叫深化改革,继续承担全国改革的任务,大胆探索,在重要领域上、关键环节上突破,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根据科学,探索科学发展模式实验基地,赋予珠三角,支持探索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模式进行示范。
 
  我们过去在增大生产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上,走在了全国前面,但是现在需要更上一个层次,因为有两种情况,有一部分企业仍然是劳动密集的,以加工工业为主,在这些企业来说,怎么帮助他们,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6月、9月来了两次,在深圳、东莞听到的反应比较多,说产业升级,最近在北京的讨论里面,我最近看到《南方日报》也谈到这个问题,中国有这么多的低水平的,没有什么技术、文化的劳动力,我们要保留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的,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和专家说这个问题。
 
  那次听了报告之后,我也很反思,升级这个说法容易有误解,升级是一系列的台阶,不是说一步登天就到了,深圳能上几个台阶就上几个台阶,现在原材料也高了,价格也高了,我们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再这样了,要上台阶,但是台阶能上几级,企业要自己想办法,我们政府有各种办法帮助它,还有行业协会来帮助它。
 
  有两个关,一个是产品的升级,研发、注资的技术。政府每个地区,我这个产业的产业链,现在怎么拉,有哪些可能性,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的今天,专利,特别是技术标准达到最高水平。深圳各个行业的标准现在都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一个是无线装备通讯,特别是深圳华为、中兴,应该说它的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电动汽车,但是都还没有达到在最高层次的竞争,就是技术标准的竞争上赢得地位。我们这里制造能力很强,我们专利也不少,但是世界,中国四个标准里面,只有TDSM中,我们的技术标准份量比较大,专业也比较大,可是CDMA在世界来说是排第三的,第一个是欧洲的CDMA,是世界第一的标准,美国的CDMA,两千的标准。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这个条件,大行业的技术标准有,而且很有可能能够赢得。
 
  中兴的人员跟我们说,我们地面高清技术标准,我们国家的标准,各种技术指标都是优于发达国家标准,但是这些信息不一定深圳都要有,但是我们把它筛选出来,能够在重要领域里面,标准的制定中赢得先机,这样我们就是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这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有这么多的普通劳动力,只能做装配,只能做加工,如果我们能够创建这样的产业,就把那些加工前带起来了,留在中国的价值链只有3.5%,如果我们在做标准、专有技术这个上面,我们掌握了一部分,深圳更大部分,这就好玩多了,后面的专利费,而且我们还可以出口专利,我们就能拿到这些东西了。
 
  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认真地研究,精心地准备。
 
  最后一点,转型这个问题,其实提出很早了,我们九五计划就提出了实现根本转变,但是过了十年,这个问题进度不快,为什么进度不快?中央台记者问我,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感受最深的,发挥改革创新精神,要把改革创新精神灌注到工作的一切方面,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用改革来保证转型。深圳在这方面,本来就是改革的试验基地,这次国务院通过的纲要,赋予先行先试的权力,所以这既是责任,又给了我们权力,我们怎么应用这个权力,在体制改革、文化改革、经济改革先行先试。
 
  我们深圳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香港,我们改革三十年,我想最难的就是政治改革,政府怎么管理经济,对我们经济学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没有经验,但是有香港的借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在苏州,他们学新加坡工业园区,最重要的项目,叫新加坡政府的管理软件的全套引进,新加坡那边,有一个软件办,我们这边有一个借鉴办,我们输出软件,不光是规章条文,第一批就派出三千,第一批就派出三千,到新加坡政府上岗。
 
  90年代,有一些企业北移的情况,东莞的一些企业移到苏州,我问他们,苏南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是法制环境好,一个是治安环境好。苏南地区法律环境很大程度受益于软件环境的影响,这是邓小平亲自肯定的。
 
  我们这里的条件很好,香港全世界竞争排名总是排在前面,有香港政府的管理。我觉得比苏南地区、江苏地区学新加坡条件还好。
 
  我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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