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的生日是1913年7月10日,九十大寿应该是明年。不过中国的传统,为老人做寿向来“做九”。于是,上个星期在华中理工大学,就有了几代学人为先生祝寿的盛大庆典。
旁听生的回忆
我不是张培刚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是,我是他讲座的旁听生。1980年张老先生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设的系列讲座上,为学界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地点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拜北大“开放课堂”传统之福,我很容易就“蹭”进了张培刚的讲堂。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1949年在哈佛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解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讲解清楚,神情生动,语言幽默。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
1984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上卷)中文版。21万字的著作,精装本当时标价只有275元!就是再贵多少倍,这也是一本读了就觉得欠下作者许多的书。我那时从农村回大学“深造”已经毕了业,和一帮朋友依旧对农村经济研究有兴趣。张培刚先生的这本书,自然就常常放在背包里,下乡调查时带着看。现在回想,要是当年没有读过这本书,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后来去写什么《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
大概就在1984年,我到武汉听说张培刚先生病了住院,就去探望。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这就是张培刚先生的病床。他太太谭慧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原来先生有35年不得继续在哈佛开始的研究,现在机会来了,老骥伏枥,他要完成《农业与工业化》的中卷和下卷。屈指算去,那一年张培刚已经70岁!一刹那间,我相信世间确有人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传世之作
参加庆典的来宾,每人都得到了一套新版的《农业与工业化》。这部著作的中、下合卷本今年第一次面市,应该是对张培刚先生大寿的最好贺礼。香港的花千树出版社,也在庆典之前重新出版了张培刚先生五十多年前在哈佛得奖论文的英文原版书。像花千树的其他出品一样,这本英文书装帧精美,完全配得上它堪称经典的内容。书前还有一篇重要文字——由先生口述、谭慧老师记录成文的“《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细述张培刚先生毕生求学、治学、研究和探索的学术生涯,可供我等后辈细读。
张培刚当年在哈佛发表文章的时候,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尚没有问世。因此,张著“农业国的工业化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看做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不过,先生回国之后在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可能继续研究本题,以至于后来以发展经济学博得大名的是Nurkse或Lewis等人。他们的影响似乎比张培刚来得大,不免令人心有不甘。
只有张五常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些“影响”实在没有所谓,“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张五常下面一句评论我以为中肯而重要:“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此话出自他为新英文版张培刚著作写的序,题目颇具五常特色——“为大哥序”。而张培刚先生在庆典会致辞时对此欣然接受,不但回应“五常老弟”,而且问全场,“既然两张五百年前是一家,为什么五百年后就不是一家呢？”
无论如何,张培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农业与工业化》,已经是“传世之作”了。还是他的老弟张五常提出的标准:经济学文章30年后还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两的成果;50年后有人读、有人引证,应该就是传世之作了。今年的庆典会距先生大作发表已经53年,“传世”的结论可以下了。就是再过50年,我以为先生的这本书还有人读,因为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后人还要好奇一个农业大国究竟是怎样完成工业化的。
“交易费”不同凡响
当90岁高龄的张培刚在庆典上抑扬顿挫地讲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带给我的其他教益。起因是这样的,我对有启发力的前辈向来喜欢刨根究底——尽可能找到他的全部著作来看。张培刚1984(1949年版)年再版的书,引用过他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之前在中国农村做过的三项调查。我那时在杜润生先生帐下做农村经济调查,哪里肯放过这些资源？
现在我还记得从北京图书馆和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找到这三本书(《清苑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粮食运销》)时的欢喜心情。那时没有复印条件,重要的地方要用手抄。不过用手写一写,印象通常就更深一点。不同于“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派,张培刚研究农村经济的出发点是“变”——向工业化方向之变。他从工业化的基础和制约条件的角度来看农家经济,这一点对我们后来的农村发展研究影响很根本。
印象最深的是张培刚关于浙江粮食运销的研究。他不但专门考察粮食的“运销成本”,而且把“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他发现浙江粮食贸易中运输成本一般占7成,交易费占3成。进一步通过比较运销成本的历史变化,他发现纯粹的市场交易费在20世纪20年代有下降趋势,虽然与“洋米”——从香港地区运到宁波的米——比较,内地的交易费还是比较高。
如果以上的发现靠细致的观察就不难得出,那么下面的概括就见先生的功夫了。他指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今天越想越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认识。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写的时候是1932年),而张培刚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当时他应该是不知道科斯已经发表在英国学报上的那篇论文的——“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