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二
2009年2月22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在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道龚六堂、陈平发言内容。
龚六堂：
危机对经济学有巨大推进作用。宏观经济框架通常把金融市场撇在一边，用委托代理论解释金融市场运作。现在有一些人尝试把金融市场拿到宏观框架进行分析，2007-2008年有两篇文章尝试把委托代理放到宏观框架下。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全球化问题。开放可以把通货膨胀输出给外国，这样通货膨胀在本国更低。凯恩斯的模型主要解释经济波动，并没有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和周期不同。波动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来自技术冲击。经济时而下滑时而上涨就是波动。大萧条则是大的经济周期，周期很难被解释。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宏观模型用效用函数刻画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消费者对将来的信心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全部反映在其中。卢卡斯、凯恩斯、萨缪尔森的经济模型中，贴现因子都是常数。而奥地利学派的贴现因子可以随着人们预期改变而改变。经济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低，人们对未来乐观，贴现因子低。贴现因子决定资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们愿意买房子，企业愿意贷款进行投资扩张。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价格上升最初没有传导到消费品。等到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人们发现通货膨胀后，就对将来失去信心，贴现因子就会增加，利率水平就会上升，企业将面临流动性不足、信贷约束，出现失业、经济衰退。
其中最关键的是将人们对未来看法的贴现因子从常数变成非常数。宏观经济学将重新考虑这些问题，Gerry Becker做过这方面研究，我和CCER的王伟同学写过文章，把贴现因子作为内生变量做出内生周期模型。而凯恩斯理论将大萧条解释为信贷约束问题，把信贷作为外生变量。
陈平：
大萧条可以很好地验证各派理论。商业周期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波动本质是内生的经济不稳定性造成的，还是外生噪声和冲击造成的。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身稳定的学派基本上假定经济是自稳定的。比如供求曲线和需求曲线，如果一个斜率为正一个斜率为负，自然会出现均衡。主要代表有Frisch的噪声驱动模型，其次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对噪声来源有不同理解。弗里德曼和卢卡斯认为噪声来源是政府乱发货币。普雷斯科特（Prescott）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认为振荡来自真实的技术冲击，而不是货币现象。
认为市场运动本身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有两派观点。认为振荡结果是爆炸、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是马克思主义。熊彼特和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会像生物钟波动一样是自然现象，无可避免。甚至有人提出正常波动具有演化功能，繁荣期大家都赚钱，衰退期淘汰缺乏效率的企业。
美国战后出现经济危机后都不认为自己有改革的需要，总认为是外来冲击，找替罪羊，比如阿拉伯人、日本人、中国人。而这次危机美国媒体、公众、经济学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内生。第二个共识是这次危机来自核心区，不是边缘区。这次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认为经济波动原因来自金融危机的有三个学派。首先是奥地利学派，认为信用过度扩张。这次危机和大萧条非常类似，大萧条之前美国经济繁荣，信贷宽松，人们贷款买车、借钱买股票。第二派是Minsky，金融市场存在Madoff那样的诈骗。第三派是凯恩斯，凯恩斯解释为内需不足、非理性冲动（animal spirit），源头可以归结为金融市场具有自身不稳定。
我们1985年开始研究货币指数运动是白噪声还是混沌现象，结果发现是以混沌现象为主。混沌是指非线性振荡，比如生物钟、心脏跳动的频率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振幅变化很大。很多人看见振幅变化就认为没有频率。根据股票市场数据，美国商业周期频率非常稳定，从20年代至今基本在2-10年间变化，平均4-6年。如果政治家在任期内追求政绩把周期延长到10年，下一任期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大萧条就是如此。互联网泡沫后格林斯潘拼命降低利率，经济下跌不久后就涨回去，结果是这一次危机更加严重。
主流经济学认为罗斯福新政成功证明了凯恩斯理论。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罗斯福新政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府通过工会法、工资法，加强了工资刚性，延缓了调整。但奥地利学派有很大的弱点，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奥地利学派反对使用数学工具。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非均匀的，反对简单加总，所以不相信宏观价格指数，而30年代计量经济学会成立以后，数学工具成为主流。同样的道理谁用数学工具就更胜一筹。奥地利学派反对用数学，完全讲哲学，这是他出局的主要原因。其次，奥地利学派认为商业周期是正常状态，大萧条后经济会自我调节，政府干预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但政府总是会表态“要做些什么”，“什么也不做”的政策在政治上就会自我失败。
对于90年代的日本衰退，美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观点非常激进，包括伯南克和克鲁格曼，建议日本应该采取货币政策走出衰退，甚至不惜300%的通胀。辜朝明（Richard C. Koo）在《大衰退》（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中以日本为例分析为什么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时不起作用。日本企业竞争力好于美国，日本有大量顺差，但危机时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经济好的时候日本企业能够以便宜的资本借债，但股市崩溃后资产大幅缩水。采用公允价值会计（Market-to-market accounting）进行资产定价很危险。相信市场有效是假设资产波动幅度相对稳定，实际上资产市场价格波动远超过商品市场。所以，资产缩水以后，非常好的大企业在技术上也变成破产，不得不将过去赚得的利润全部拿来还债，降低负债率。所以无论政府怎么把利率降到零、提供宽松信贷，企业也不愿投资，而是拼命还债。这次危机美国解雇发生在是核心企业，不只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原因就是资产大幅缩水。中国问题会小一点，因为中国政府比较保守，企业借债杠杆小。
这次预测金融危机到来绝不只是奥地利学派一家，有很多家，连我们都预测到了。理由是，现在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十倍，这是不可以持续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救市是一个黑洞。美国GDP是15万亿美元，虚拟经济大约60-100万亿美元。房子价值10万美元，赌博房子着火的期权价值可以高达上百万。我们2005年计算出Black-Scholes方程是爆炸型的，有很大问题。金融衍生工具越做越复杂，不能用经验数据进行矫正。巴塞尔银行协议允许用理论模型来定价。如果用火箭科学家理论进行定价，杠杆会非常高。
另外，两位麻省理工的历史学家完全否定弗里德曼的大萧条理论。一位是Peter Temin。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是货币政策错误，纽约联储行长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过世后没有人可以实行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大萧条。Temin从理论和计量上对此否定，认为没有事实证据可以证明大萧条原因是凯恩斯错，弗里德曼对。
另一位是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研究金融史。他认为大萧条之所以那么严重，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格局的大变动。一战以前，全球化稳定，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英镑和黄金挂钩。一战以后，英国国力下降，霸主地位丧失，全球化格局失去领导，美、英、法三国在危机来临时都实行保护主义。
现在的全球失衡不只是贸易赤字造成，而跟美国的全球军备扩张政策和国际安全联系在一起。钱为什么流向美国？金融理论表明，钱要么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要么流向最安全的地方。美国过去每当发生金融危机美元有贬值危险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竞争对手附近发动小规模战争，钱就会往美国跑。为什么欧洲反对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争实际上是在打欧元。
IMF改变股权结构实际上是中国、美国、欧洲三家商讨下一轮全球化格局。三家之间要有长期合作，共同磋商各自承担什么义务。现在非常危险，三家都只顾自己，都在降息放松银根。将来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通货膨胀，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还没有起来。哈耶克认为，经济不稳定的迹象不是能够通过物价指数看出来，要看产业结构。这一点中国比美国好，中国始终觉得自己是落后国家，所以不断调产业结构，而不是简单刺激消费。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人民币盯住美元，中国虽然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却得利。中国周边国家原来都是中国敌国，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中国赢得很多朋友。
现在是国际地理政治重新调整。中国制造冲击最大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的福利社会，所以反对中国的是欧洲工会。美国不怎么反对中国，美中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恐怖平衡”，就像当年美苏核武器能够互相毁灭对方。中国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在市场上抛售美国国债，两国经济都将遭受沉重打击，全球化自由贸易格局将毁灭。
中国这次危机发生在美国危机之前，是去年宏观调控造成的。张五常的批评有道理，劳动工资法、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几把刀同时砍下来，沿海企业立刻就不行了。宏观政策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汇率、利率绝不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提建议可以决定的。我不承认有均衡汇率，只有可持续的汇率。维持汇率水平对企业经营非常重要，因为合同都是以名义汇率定的。中国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相当于中国政府承担了企业的保险，为企业节省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
经济理论假设微观企业最大化利润，加总后宏观自动达到最优。我认为恰好相反，微观企业最大化利润，宏观加总后会放大振荡。这是卢卡斯最大的错误。可以定量计算，一个经济有几千万工人、几百万企业，涨落相互抵消，造成的宏观波动非常小，不需要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大数定理就可以解释。而投资波动远远超过GDP，因为投资参与者数目比企业数目少很多。
美国自由化前期里根打破垄断是正确的，加强竞争可以缩小波动。但是后期相信自由主义，容忍微软垄断，鼓励企业兼并。数学上可以计算，一千家银行并为十家银行，宏观涨落将放大十倍。这次最严重的问题都出自AIG这样的巨型企业。在危机到来时，应该把巨型银行拆散让他们竞争。美国政府犯了严重错误，反而让他们兼并。当年朱镕基曾经尝试过，让好的国企兼并差的国企，结果是肥的被瘦的拖死。美国现在正争论，应该让三家汽车公司破产重组，还是保住他们。
中国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首先要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国内油价大起大落的一个原因是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至少要拆成三家以上。中国反对拆散四大国有银行一条理由是美国在兼并，认为美国兼并后花旗银行成为巨头，中国拆散了怎么竞争。这次美国国有化浪潮是表面的，因为银行总是要救的。美国关键还看他敢不敢打破垄断。竞争比产权更加基础，私有产权垄断结果比国有垄断更糟糕。
说中国储蓄太高是有问题的，中国民间借贷利率非常高，并没因为储蓄率太高降下来。美国银根放松只是短期利率很低，三十年利率只降了一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是政府能够操控的。中国企业拼命出口不愿意内销的原因是“三角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中国信用缺失的源头是地方政府赖债不换。地方政府搞地方建设层层拖欠，最后导致企业三角债。所以企业才会拼命出口，因为好的美国顾客至少会按时付账，不管美元贬不贬值，钱能够要回来。治理三角债最好进行普遍财产登记制度。
另外地方政府保护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持续。国外的经验教训应该吸取，泡沫破灭越早，经济恢复越快，比如美国的储贷危机（Saving & Loans）。日本泡沫破越晚，问题越严重。经济学规律在全世界普遍适用，但各个国家地方情况不一样。反而如果中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如果有共识，调整起来比西方议会制更容易。
（刘鎏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