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三

“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三

2009年2月22日，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在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部分发言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平新乔、巫和懋、章铮、朱善利、陈玉宇、刘国恩、周其仁发言内容。

平新乔：将微观机制引入宏观模型

首先，我最近在关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梯若尔（Tirole）将信息不对称引入金融市场中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很有意思，对我们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也是有帮助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由于企业对自己信息的了解超过市场对它的了解，股市的资金供给可能低于最优水平，导致天然的流动性不足，需要央行降低利率等方式来刺激，这就可能导致股市中的资产泡沫。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肤浅的。应该将复杂的微观机制引入宏观模型中间，才能对经济危机有更好的解释。

其次，目前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普遍方式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真的是最有效的方式吗？值得好好研究。尤其要注意的是，这次危机导致了国有企业借资产价格低的机会大量兼并中小企业。另外，银行推出了并购贷款，而有权势者才可能拿到并购贷款。这很可能导致资产结构有一个大的回归性的调整。

最后，这次经济危机可能造成百年未遇的大萧条，其强度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在这个经济的大调整过程中，我们需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抓住经济调整的机会进行制度改革如汇率制度改革等等。

巫和懋：经济危机对经济学的挑战

我不久之前和卢锋老师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很多金融机构，以及美联储。回来之后，周其仁老师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见闻。我想到的是这一句：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打垮的。这次危机中，美国市场遭到了很大打击，但可以观察到美国市场内有完善的保护措施、会计准则和法律制度。中国市场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次经济危机对经济学的挑战，我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金融经济学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金融经济学不能再忽视对金融制度的研究。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促使人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金融制度。实际上这项研究可以从这次危机中的案例开始。比方说几个倒闭的案例，其问题都出在什么环节？再如，原来根据大数法则，认为分散投资可以将风险降到很低的程度。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分散投资仍然存在风险，是不是按照大数法则设计的风险规避方法出了问题？如果考虑概率论中的厚尾相关（Tail Dependence）问题，很多金融理论就需要重写。衍生品的定价方法可能存在问题。特别是多层的金融衍生品，例如可转换证券（CBs），债券抵押证券（CBO），其文档就有100多页，非常复杂，是否还能用简单的Black-Scholes 方程来定价？

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需要重建。国内金融监管制度的方向也需要重新考虑。

三、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相当松散的组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密切配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地方要跳探戈，一进一退，不仅需要简单的高层对话，还需要更加密切的互动。

另外，转型经济学已经被研究者认为不重要了。但现在的形势下很多银行需要国有化，而银行国有化之后未来又面临着回到私有化。因此转型经济学在未来会再次变得重要。刚才张维迎讲到奥地利学派，中国人中台湾的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属于奥地利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台湾政府早期对待市场的态度是非凯恩斯主义的。最近虽然出台了刺激经济计划，但其规模相对还是较小的。可以说，台湾目前还没有走上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章铮：经济危机造成民工失业

现在媒体普遍说中国有2000万民工由于经济危机失业。我想研究的是，这失业的2000万民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过去民工增加2000万时，是哪些人得到了就业？观察31-40岁民工的就业数目，可以发现03年比02年增加了100万，04年比03年增加了100万，06年比04年增加了1140万。03年到06年，民工就业增加了1800万，其中30岁以下人群反而减少了200多万，31-40岁人群增加了1200多万，41岁以上人群增加了700多万。估计我们现在的民工就业会回到04年的水平。04年恰好是全国性民工荒开始的时间。在04年，35岁的民工恰好处于供求平衡的临界点。因此，目前的民工就业减少，主要受影响的是35岁以上的民工。之所以中年失业，是因为中年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青年民工的劳动生产率。

中年民工失业，会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影响30岁以下年轻民工的城市化决策。二、影响民工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根据我的估计，民工想要在城市定居，至少要连续工作20多年。如果民工在中年面临失业，定居城市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性选择。民工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3年大概需要4万元。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高民工子女未来的工作收入。但问题是，待接受中等教育民工子女的父母年龄大概是40-45岁。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这个年龄的民工是相对年轻民工更可能失业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没有工作机会，那么他们很难供养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因此，我建议政府补贴民工子女接受中等专业教育。

朱善利：市场和政府

刚才大家在争论市场和政府谁更有效的问题，我认为这中间需要一个平衡。市场完全有效或无效都是不可能的。应该具体分析，哪些领域需要由市场调节，哪些领域需要由政府调节。面对这次经济危机，也不能简单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解决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为什么流动性过剩忽然变成流动性短缺？虚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较合适？

谈论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好的，带来了金融业的繁荣。发达国家的问题是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例如，一个交易员就把法国兴业银行搞垮了。而中国的问题则是金融创新不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再如，中国的政府干预还很多，不能一概地把西方对市场的批评搬到中国来。

最后，我认为应对经济危机可以有别的方式。去年GDP是30多万亿，而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17多万亿。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太少，投资占太多，但政府的刺激方式是刺激投资，这可能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陈玉宇：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人们针对养老的储蓄，由自己储蓄和由政府储蓄，导致的总储蓄水平是一样的。但是针对医疗的储蓄由谁来进行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中有医疗保险的居民的储蓄率比没医疗保险的居民储蓄率低10%到12%。另外我同意一个观点，即储蓄率太高主要是由于企业储蓄太多，而企业储蓄的主要表现是国有企业有1万多亿留存利润没有上交财政，也没有分配给股东。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讲，储蓄是好事。但是斯坦福的Pete Klenow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资本配置，发现两个国家都存在很大的资本配置无效率问题。如果中国无效率的资本配置降低到美国的1.5倍，而不是目前的3倍，则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即使减少1/3，增长率也不会受到影响。目前这个研究已经成为研究增长的最重要文献。

其实30年来学术界已经没有凯恩斯经济学的位置了。但是否定掉凯恩斯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既无法解释此次危机的原因，也无法提出应对方案。由于房价下跌，使总量约7000-8000亿的次级贷产生了10%-15%的拖欠率，而这样的拖欠率就导致了很多大金融机构崩溃，导致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有8%失业率，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同时使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我不认为现在学过的全部经济学中有知识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一现象。

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一半是受美国经济危机危机影响，另一半是错误的政府政策造成的。2008年1月出口订单下降时，为什么还要取消出口退税，并且让汇率继续升值？我认为目前应该有超过3千万人失业。因为出口部门的总产值是9万亿人民币，可以根据这个产值估算出口部门的就业大约是1亿两千万左右人口。根据出口部门有20%企业垮掉，就可以知道出口部门大约有2400万人失业。目前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以修铁路为例，按照中建集团一般的规则，1亿元工程项目会雇用200名工人。按照这个方法估算，4万亿投资可以增加的直接就业是800万。目前中国面临的失业问题比较重要，但我们采取刺激投资来应对危机，可以促进GDP的复苏，但在减少失业方面可能效果不够。从历史上来看，人们认为1933年大萧条结束了。然而，1933美国GDP确实复苏了，但失业问题一直持续到二战才解决。因此，我认为这次政府的应对措施，第一效果有效，第二可能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力量，遏制了潜在的市场活力。

周其仁：货币发行是根本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引起了很多争论。但仔细观察，没有一个市场是没有政府在其中起作用的。没有政府，谁来界定产权？谁来发货币？奥地利学派主张回到金本位，但哈耶克后来也承认，金本位是回不去了。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对峙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次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然是与货币有关系。格林斯潘非常推崇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不欣赏格林斯潘。有人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主张将货币量一会调高一会调低，这是对货币主义的歪曲。和弗里德曼合作《美国货币史》的安娜，也出来声明，货币主义不主张针对经济现状调整货币量。货币主义实质的主张是货币发行的规则要高于权威。如果有一个权威来决定货币发行量，这个权威一定会受到利益的左右。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也说，事实上央行独立是很难做到的，央行分分秒秒在政治压力底下。弗里德曼的立场是，人类应该有一个没有金本位的金本位，让货币发行量非常稳定。我怀疑现在的危机比100年前严重，因为100年前的大萧条中，金本位还没有搞丢。由于货币发行受政治压力影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飞涨，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财政政策哪来的钱？一定是通胀政策来解决。我认为这是想要推动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的困境。然而如果采取金本位，一旦黄金供应量不够，会有重大问题，甚至导致战争。例如，大萧条的危机实际上是二战解决的。再如，弗里德曼考证过，中国30年代经济发展良好，但由于美国1935年通过白银法案，中国的金银流失过多，使经济下行，最终导致国共内战。

我思想受震动比较大一件事，是2004年铁本被关闭。我和卢锋老师有机会与被关进监狱的铁本老总谈过四个小时。铁本在上一波拉动内需时哭着喊着要投资，地方政府也在助推投资，不幸在宏观调控风暴来临时被击倒；可是铁本倒下后，钢产量还是那么高，这是因为由货币表达的需求非常旺。货币表达的需求为什么会这么旺？1994年以后，中国已经不让人民银行给财政放款了，财政赤字不让人民银行透支。那么，没有财政的推动，怎么会有那么多货币？这与汇率机制有关系。

浮动与固定汇率机制孰优孰劣，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主张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的理由是：美元是好货币，和美元挂钩之后，央行就没有办法滥发货币。然而，即使各国货币都和美国挂钩，相当于全球只有一种货币，如果滥发这种货币，情况会比存在多种货币时还要糟糕。我认为，如果有多种货币存在，长期结果应该是良币驱逐劣币。宋国青、余永定等人2003年起就认为汇率制度要松开，是头脑非常清醒的。我的看法是，汇率首先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外关系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国人怎么说，我们就反着说。目前，所有商业银行买到的外汇都卖给央行，而央行是印钱买外汇。这相当于市场上存在一个不用真实收入来买外汇的超级买家。因此，目前的外汇市场还不如1993年汇改之前运转良好。当时外汇市场存在双轨制，所有企业拥有汇率的20%可以自由交易，那是一个真实的市场。朱镕基的改革把官方汇率调整到和市场汇率相同，这是很好的改革，但调整之后真实的外汇市场也被取消了。

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讲目前的危机是由于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每个市场失败里面都有政府失败。货币发行无法控制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洪浩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