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不同？——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Meta分析
2009年6月3日，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Christer Ljungwall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不同？——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Meta分析”的演讲。Ljungwall教授的演讲基于他与Patrik Gustavsson Tingvall教授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过去三十年里极少有哪个研究领域比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国家收入增长的关系更能引起学者的兴趣。这是因为大家相信FDI不仅能增加就业，并且能通过溢出效应或者其他关联方式有效地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这一点在处于经济增长初期或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FDI既是促进出口的催化剂又有助于技术转移，还可以促进先进的管理和组织经验的引进并增强市场的竞争程度（这点对中国尤其重要），这些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从FDI中受益颇多。尽管在1995年到2005年间，中国实际GDP平均每年有高达10%的增长率，每年新增FDI占GDP比重仍不断走高，平均达到GDP的3%-5%。在FDI的存量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比较大.以2004年为例,中国的FDI总量占GDP比重为18%，这一数据在日本只有1%，在美国为13%，在欧盟是26%，而在东南亚则高达44%，文献中的国别比较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方向不定：一些研究发现FDI对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它有负面作用或者根本没有什么作用。这个现象可能是由研究的设计、方法和数据的不同造成的，而这些差异对于研究结果都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用Meta分析整合大量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FDI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希望考察是否在受FDI影响方面上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那么，为什么用Meta分析？Meta分析能为总结、解释具有共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研究结果间差异特征提供极大地便利。更确切地说，Meta分析允许研究者进行系统合并，定量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并揭示研究间的共同趋势。而今天所讲的论文则是首次在这一领域对中国进行单独分析。
我们选取67份文献中的132个观察值作为样本（其中7个异常值被剔除），收集每份文献里描述FDI系数显著性的t统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这些数据对Meta独立且影响研究结果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所以选取t统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它是用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后无量纲的统计量，因此不受FDI度量差异的影响，从而使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另外，本研究较大的样本使得许多Meta独立的变量（指的是与文献的具体选择无关的那些变量)可以被引入，而不受自由度问题的限制（之前的一些文献样本过小的研究常常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研究选取了三种不同的度量FDI水平的变量，包括：FDI雇用劳动占总劳动的比重，FDI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FDI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度以及处理模型在国家和文献两个维度上的层级结构问题，我们用两级随机效应模型(以国家和文献来分组)进行估计。
文献的筛选对于Meta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增加或者遗漏一些实证数据可能对研究结果有明显的影响。正因为于此，我们引入对样本的敏感度分析，即随机选择一些子样本，进行回归，观察结果是否一致。
在理论上，t统计量和系数值都可以在Meta分析中作为被解释变量。然而，由于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FDI的效应在中国是否与在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更倾向于用t统计量，因为这个统计量不反映影响的方向和具体大小，只反应影响的显著程度，而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英国金融时报证券交易指数公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将国家分成了五类：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根据发展程度不同而分成的三类新兴国家，我们采用同样的国家分类方法并通过在回归中引入相应的虚拟变量来表示不同类型的国家。我们的研究引入这五个分类，不仅有助于分析是否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从FDI中获益更多，而且可以研究中国受FDI影响是否也不同于与其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了控制样本大小的差异，我们将自由度平方根取对数作为控制变量。
我们采用逐步估计的思想。在基本的模型中只对中国进行了考察，Meta独立的控制变量有：代表自由度的控制变量、代表国家层面或企业层面的数据类型的虚拟变量、代表三种FDI的不同度量的虚拟变量、国家产出（或生产率）、资产以及人力资本。先用OLS在国家层面进行估计，然后处理更复杂的层级结构，用两级随机效应模型(以国家和文献来分组)进行估计。最后加入了研究不同国家的虚拟变量。
结果表明，不同的模型设定对中国的研究结果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不管我们如何处理数据，代表中国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十分显著，这表明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大多数国家而言更大。由于FDI的影响在国别之间有混合效应，在控制了国家的发展程度后，我们发现，即使和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FDI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相对显著的。另外，如果以发达国家作为基准，来比较不同类别国家FDI的影响，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FDI对收入和产出影响上没有什么差异。
为了使研究更具有一般性，我们选取了两个数据集来对中国和与中国处在相同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国家进行研究。第一个是有100个观察值的横截面数据，另一个是有5000个观察值的企业层面数据。两个数据集中FDI水平都是用FDI占总产出比来衡量，并且控制了资本密集度，不同的是，第二个数据集的回归分析中控制了模型的固定效应。得到以下结果：第一个数据集中，中国的t值是2.99，其他国家的是1.06；第二个数据集中，中国的t值是2.39，其他国家的是0.4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FDI对中国比对其他样本中的国家有更加正面的显著的影响，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问一：你们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不同，但是为什么不同呢？是因为中国对于外商的选择么？
答：不是，中国极其重视FDI，不仅在制定吸引FDI的政策上，而且在与FDI打交道中都有所体现。这不是表现在对外商的选择上，而是在制定的政策中，例如沃尔沃如果要在中国生产汽车，其投入的8%需要来自于中国本土的企业。
提问二：你们只对单个国家进行了分析，为什么把跨国的分析略去了?那样会不会遗漏了很多信息?
答:因为建模时不允许既考虑单个国家，又对跨国进行分析。模型这样设定的确遗漏了某些信息，这可能造成Meta分析的文献偏误。这种偏误是可以检验的，但在这里我们没有进行相关检验.
（王碧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