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颜色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全球化，贸易和工资：来自中国历史的证据”的演讲，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颜色教授首先分析了写作论文的动因。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影响的背景下，贸易如何影响工资。具体来看，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贸易中进口了劳动密集型产品，造成国内低技能工人的失业，这会不会加剧工资的不平等？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又如何影响到技能的溢价？根据经典的HOV模型，开放贸易会导致一个资源禀赋为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和出口。S-S理论指出，当出口扩大，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加，将导致他们相对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当一国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人为主，则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技能溢价就会缩小。
颜色教授指出，要检验贸易和工资的关系需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目前国际贸易较为复杂，如行业间贸易，离岸贸易和业务外包。而工会的影响力，最低工资的限制，移民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到技术溢价。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变得不那么容易。比如，对于中国来说，除以上影响因素之外，FDI、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地方保护主义对要素价格的干扰都会影响技术溢价。
对于贸易的要素禀赋模型，二十世纪早期的世界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原因在于：那时的贸易模式较为简单，有较少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要素禀赋的轻重容易辨识，有较少的行业间贸易和较低的贸易壁垒。进一步，要素禀赋模型特别适合研究中国开始参与全球化贸易的事件。这基于五点原因，一是当时贸易大多基于标准的商品，二是相对于现在存在较低的贸易壁垒，三是技术变迁相对不重要，四是中国参与贸易移民规模很小，五是中国存在无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贸易情况可以为研究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在变为开放的过程中技术溢价是如何被影响提供参考。
根据颜色教授整理的中国1903-1928年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的结果有：一、那段时期中国大量增加了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二、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在1908-1923年快速上升；三、分析得到贸易的变化与技术升水的变化一致；四、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证明贸易模式和价格的变化会导致技能溢价的变化。
中国的贸易大发展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当时中国贸易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贸易占GDP的比重在1900-1928年翻了三倍，大约相当于中国1980年的水平。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898年的1.5%上升到了1928年的3.44%。贸易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战的影响。具体来讲，中国是一战的名义参与国，但没有实质的参与，因此一战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外生的冲击。由于旧的贸易模式被破坏，一战阻碍了欧洲国家的贸易，并且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商品的贸易需求。以海关银为单位衡量中国的贸易量，实际的出口额从1900年的10万两上升到了1928年的30万两。棉纱的出口从1900年以来的接近于零上升到1928年的40万匹左右。
本文的贡献之一就是整理并建立了中国近代的贸易数据库，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当时的海关系统（China Maritime Customs(CMC)），这个海关系统由外国人管理，向中国政府报告。数据库对1920年以前的中国五十个口岸（包括沿海和内陆口岸）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统计。包括通过所有港口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相对于发达国家可比的产品质量。目前我们整理了所有港口的数据，并加总为全国的总水平数据，并对货币单位，测量单位进行标准化，将贸易品按一定的标准进行了分类。
本文利用这些数据和贸易要素模型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出口是否以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二是出口的增长是否由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的销售增加导致？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对产品进行分类。由于中国当时出口的商品在美国的工业分类体系中都存在，利用美国的IND1950工业分类标准作为中国在1908-1928年的工业分类标准。接着，根据技术密集度对工业进行排序，标准可以有三种：行业中的平均教育水平，行业中劳动工人的比重以及平均工资。我们的筛选标准是依据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工资。由于在二十世纪早期没有分产业的数据，而美国在1940年的调查数据记录了各个产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工资，并且在美国和中国生产同种产品所需的技术水平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用美国的调查数据对中国的产业进行排序。
在美国，当时只要受过九年以上教育的工人就可以被认为是高技术工人，对于高技术密集产品的判断标准是行业中受教育年限大于9年的工人比例超过48%，或者平均对数工资大于2.986。我们根据教育水平的标准和工资的标准对产品分别进行高中低端的排序，发现有相同的排序结果。
利用以上分类标准处理的数据，根据技术密集的标准构建十组行业，计算每个行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观察技术密集程度和贸易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低技术密集的行业出口增长率快于高技术密集行业，因此中国的出口是由低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推动的。
这一论断从出口价格上同样可以得到证明，历史数据显示，1900-1928年期间，以低技术密集产品出口为主，而出口价格指数翻了一倍，但是技术溢价却变平缓甚至下降。这说明在工人的边际生产率没有大的变化的前提下，由于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上升，使得低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否则，出口的增加只会导致就业的增加，这对技术溢价不会产生影响。
利用数据我们发现贸易模式和价格的改变可能是技术升水的原因，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肯定这种因果关系。因此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检验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并利用校准和模拟定量分析贸易变化带来的技能溢价的变化。模型推导和校准得到的结论与之前的分析相符，即外国对可贸易品的需求是外生决定的，如果外生需求有一个突然的增加，参与生产的两种中间品也会增加，在给定国内的资源禀赋为充裕的低技能劳动力和稀缺的高技能劳动力，外需的增加将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水平上升快于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由此，技能带来的工资溢价将下降，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
（王睿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