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三

2009年7月2-3日，第十一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我们分六期简略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三场“金融自由化、风险和城市化”的内容。三位报告分别是CCER的黄益平教授，来自NBER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odd Sinai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和英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

黄益平：中国市场不对称开放的后果

关于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成功的原因，许多人认为是由于引进了自由市场机制。但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引进并不对称：商品市场几乎完全开放，要素市场依然高度扭曲。这种商品市场的开放和要素市场的扭曲对于中国经济究竟有何影响？

目前，关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乐观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十分成功，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并有可能于未来的一二十年超越美国；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结构不平衡、腐败以及分配不平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部分悲观派甚至认为中国经济随时可能崩溃。

在我看来，这两派的意见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中国市场开放不对称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生产和投资补贴。一方面，由于这些补贴的存在，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接近10%的增长；与此同时，许多结构不平衡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在30年的商品市场开放进程之后，再完成要素市场的开放。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才算大功告成。

从历史上中国GDP年度增长率和季度增长率可以看出，中国长期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尽管近来受到外部冲击，但国家统计局仍然表示2009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可能接近8%。但是GDP数据对于普通民众，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即便8%左右的GDP增长得以保住，经济的结构问题仍然令人担忧。我认为，由于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增长速度永远不成问题。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以及可持续性的问题。

去年年中，当美国陷入衰退时，许多人认为我们低估了金融海啸的严重性。但这其实并非我们首次经历这种“接近于危机的情形”。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至少经历了3次我所称的“接近于危机的情形”。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当时的高通货膨胀，伴随严重的腐败问题，最终导致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本质上，这次危机的源头在于改革导致的通胀和腐败，于是1989年之后，改革的步伐暂时地停止了，数年后才重新启动。改革的深化使我们渡过那次危机。

第二次“接近于危机的情形”发生在1998-1999年，其外在的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但其根源并非外部冲击，而是中国的国企亏损、银行坏账以及财政赤字所形成的三角死结。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相互深化，使宏观经济几乎到了危机的边缘。于是政府大刀阔斧地重构了银行体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对财政体系进行了改革。

现在我们正面临第三次挑战。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非对称的改革方法。我不清楚政府是否了解应该做些什么，但就我所见，目前进展十分有限。如果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就不免让人担忧：中国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投资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0%，而消费比重不断下降。这样的增长质量如果不加修正，在一些糟糕的情形下经济确实有可能崩溃。

过去30年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但诸如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等重要生产要素仍然严重扭曲，这不论从要素的供求关系还是价格都不难体现。例如，劳动力方面，我们还存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登记制度、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资本市场方面，我们有资本账户流动控制，汇率扭曲，受管制的信贷分配和利率等。把这些扭曲的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加总起来，大约占GDP的7%，也就是说，如果上述市场都开放，中国的GDP还可以提高7%。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把要素价格扭曲等同于对于生产者的补贴。在此采用一个动态宏观模型来模拟要素价格扭曲的可能后果。为了模拟扭曲市场机制，模型中采用了税收冲击。模型所采用的外生冲击是，将企业所得税下调1个百分点，而将个人所得税上调5个百分点，这将降低居民劳动收入，提高企业收入。模拟的结果是，GDP增长率上升，第二年达到最高值，比初值高1.2个百分点，但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回落，收敛到比初始状态高0.4个百分点的水平；消费将下降，长期降幅在0.5个百分点；出口上升，在长期接近0.8个百分点；投资最终也将收敛于高出初值0.3个百分点的水平。这是因为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生产方面的过度激励，造成投资和出口高于市场开放的水平，而消费者收入降低，导致消费低于市场开放的水平，从而经济增长强劲，但不平衡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因此，上述乐观和悲观派的论点其实出于同一原因。

最后，作为总结，我认为，只有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真正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得以体现，经济才有可能以符合比较优势的模式发展。

托德·西奈：房产持有的风险评估

许多人认为，持有房产的风险很高。如果从近25年来美国的房产价格走势来看，波动确实很大：从2000至2006年，房价上升了约80%，2006年至今又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在美国，由于租房市场尚待完善，大约一半以上的家庭购买住房。因此，有人提出，我们需要有房子居住，而不需要持有它，因为房产市场的波动太大了。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人们应该拥有房产，因为它可以对冲风险。

首先，房产和股票不同。对于股票，人们可以选择持有，或者不持有；而对于房产，人人都需要安家之处，可供选择的只是购买或者租赁。我认为，拥有房产可以对冲个人一生中各种大额支出的风险。房产价格的波动越大，越有利于对冲风险，因为这种波动和其他市场的波动相互一致。

在此先澄清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所有家庭从一开始都没有住房，即非买即租。第二，房产市场具有波动性，而非房屋本身。因此，当你出生之后，你需要为未来的居住支出的不确定性做计划。因此，持有房产具有双重优势：第一，房产可以作为一项以租金作为红利的金融资产，租金和房价的同步波动可以对冲风险；第二，由于房产的价值和租金正相关，因此相类似的城市的房价波动具有同步性，因此如果你需要在不同城市间迁移，持有房产可以对冲房价波动。

先不考虑迁移，如果只在一个城市短期居住，那么租房是一个占优的选择，因为租金的波动小于房价的波动；而如果在一个城市长期居住的话，买房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租房在每一期都要面临风险，而买房则可以在一开始锁定价格，而多年之后的出售价格的波动也因为折现而变得不重要。因此，一个城市的房屋租金波动越大，房产地价格也越高，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冲租金风险的溢价。短期居住者由于面临的租金风险较低，不愿意支付这一溢价，因此更倾向于租房，而长期居住者正好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买房。

如果考虑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迁徙，那么持有房屋仍然可以对冲风险。考察美国旧金山的房价指数，我们发现，1995年指数在80左右，2005年上升到最高值180，现在又下降至90左右。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旧金山的房产价格波动很大，于是卖出价格的风险也很大。但是，卖出价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迁徙时两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之差。考察同在加州的洛杉矶的房价，我们看到了几乎一致的趋势。因此，持有旧金山的房产可以对冲洛杉矶房价波动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城市的房价波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么房产价格波动的风险就变得不重要；如果两个城市的房价波动完全不相关，那么房产价格波动的风险才是重要的。

许多文献认为，美国各城市的房产价格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也许是正确的，但对于居住者而言未必适用。首先，美国的房产价格的相关性在不同的城市对之间存在严重的异质性。例如，波士顿和纽约的房价高度相关，而波士顿和德州首府奥斯汀的房价则高度不相关。其次，人们更多地在那些纽约和波士顿这样相似的城市之间迁移，而很少有人在波士顿和奥斯汀之间迁移，而相似的城市的房价是高度相关的。从数据上看，用迁移概率作为权重，可以得到大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之间的房价相关系数的中位数在0.6，而四分之三的分位数接近0.9。因此，拥有一处房产对于在这些城市之间迁移的人们而言是一种很好的风险对冲。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目前美国的房产市场风险如此之高。第一个原因是杠杆。上述讨论都是基于无杠杆的假设之上的。一旦利用了杠杆，那么价格的下跌将导致房产持有人的破产。这一点并不仅作用于房产，任何风险资产都一旦运用了过高的杠杆，都会导致风险的上升。因此，高风险的来源的并非房产，而是作用于房产之上的杠杆。第二，理论上房产的价值和租金应该高度相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房产价格上升时，人们会感到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因此会增加消费，然而事实上的租金并未上升。这一点在老年人身上更为显著，因为他们的有生之年不长，因此更加短视，这也是造成波动加剧的原因之一。

文贯中：中国滞后的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本次演讲，我将就目前中国滞后的土地制度及其对城市化、第三产业和其他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作一探讨。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讨论了外部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虽然结论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大家达成一致，即中国的外部需求近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中国亟需设法提振内需以支持经济增长。不幸的是，目前中国提振内需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财力支持。我以为，只有中国对土地制度和户籍登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路径。

卢锋和黄益平的演讲都提到了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问题。2008年，城市化率的国际平均水平在50%左右，而中国只有45%，如果按照户籍人口估计，则只有28%。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例也远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只占总就业人口的31.4%，同期的国际平均水平为45%，两者相差1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7年总就业人口7.69亿的14%计算，中国失去了1.07亿就业机会。需要强调的是，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不会导致外贸不平衡和人民币重估压力，因为大多数服务业都属于不可贸易行业。如果把目前的中国和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历史数据作比较，我们仍然发现中国的服务业上升缓慢。例如，英国的该项指标从1820年的30%上升到了1890年的41%，美国也有类似的迅速上升时期。

问题是，导致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和户籍登记制度。在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土地制度上。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可流动，这其中理应包含土地的流转。而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转，从而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集聚效应。中国的土地批租制度与香港和新加坡十分相似，其区别在于后两地的所有土地均为政府所有，而中国农村土地则有农民集体所有。随着城市的扩张，政府需要以“公众利益”为由征用近郊农民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并给与农民相当于农业产出的补偿。这样，政府占有了所有的土地升值。这一做法在短期有其优势，这体现为政府利用上述收入，迅速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产的建设之中，这使得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对于中国城市面貌的迅速变化叹为观止。

然而，“香港模式”有其弱点。首先，土地批租不利于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对象理应为人，而非土地，因此中国的政策存在严重问题，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都不曾有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需要进入城市，他们只需建设现代化的城市，而不需要为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廉价的住房。在中国，应征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土地制度和户籍登记制度的阻碍无法转变为城市居民，因此城市化也进展缓慢。由于发展服务业需要以城市化和人口集聚为基础，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缓慢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土地仍然由政府以计划的形式控制，农民即使以集体的名义，也无法将土地直接出售给开发商或者个人，而必须经由政府征地，再由政府根据配额分配，这一配额的分配标准经常让人难以琢磨。在18亿亩耕地红线之下，土地配额自上而下逐级政府进行分配，也促成了寻租和腐败的产生。按照官方的说法，实行配额是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政府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是18亿亩而非16亿亩。2008年，中国尚存耕地18.26亿亩，按照18亿亩的红线，城市占有耕地进行扩张的空间极其有限。

导致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另一原因是政府垄断下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可以说，中国城市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民的收入、权利以及农业生产效率为代价的。我们可以经常看见在城市扩张和房价飙升之下，农民与政府以及开发商之间的对峙。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征用的买方垄断者和土地拍卖的卖方垄断者，有强烈的激励通过这一过程最大化其自身利益。其结果便是高房价：世界上的房价/年收入比一般在3-6，而这一指标在中国达到2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比达到3.36，基尼系数超过了0.5。在此情况下，对于城市化的对象——农民而言，在城市购买住房几乎是不现实的。因此，这种“城市化”的方式不适合于中国这样农业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

总而言之，随着外部需求下降，就业形势正在恶化。据官方统计，迄今为止，今年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因此，中国亟需促进内需。然而，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大大地制约了城市化的步伐，也阻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中国需要对现行土地和户口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以降低其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服务业发展。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对这两项制度进行改革，使它们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兼容，我相信中国能够显著地改善地区间、城乡间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从而有效地促进内需，更好地适应外需的减弱和世界格局的重构。

 

（张牧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