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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简报之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部在花旗基金会支持下,于2009年7月17-24日举办了“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来自海峡两岸35所高校的近百名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夏令营,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金融危机下的产业重组与企业融资”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部分讲演内容。本期简要报道7月23日花旗银行中国董事长欧兆伦先生和7月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内容。以下是演讲的具体内容。

欧兆伦:

上海政府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引起了包括许多研究行业和金融行业的探讨和争论。同样,一直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也产生了很多讨论。我希望通过对英国例子的研究能够对上海有所借鉴。

伦敦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在过去的20年发展迅速,截至2006年,伦敦有600个金融机构共10万亿英镑资产。伦敦有世界上45%的顶尖的保险公司,67%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每年有3万亿英镑的外汇成交金额,而英国的GDP占世界的4%,人口只有世界的1%。英国金融业占英国8%的GDP。英国金融业工作的人均GDP是人均GDP的两倍,金融对于伦敦经济的贡献毋庸置疑。

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反过来经济对金融的发展也十分重要。金融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机场,如果全世界只有北京有机场,那么北京的机场已无从发展,因此不同的中心要协调。

对发展金融中心的建议

首先,存款保证很重要;其次,声誉很重要,其中包括责任,信任度。每个单独的金融中心都是杠杆运营的,因此需要协作和信任和信心。在金融危机中的各国首先考虑保护自己的利益情况下,信心,责任与信任度三者缺一不可。

各国政府试图阻止资金外流,希望将其留在本国,以支持工业发展。这就是标准的金融保护主义。如果越多的国家采取保护主义,那么情况就越严重。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全球资本的流动性。

金融中心的构成

这里有两个划分,有形与无形,非金融因素与金融因素。有形非金融因素:一是国内发达的经济;二是法律体系;三是支持商业发展的政府;四是其他相关因素,如教育,交通。无形非金融因素:一是商业环境,比如一个好的法律环境。二是自由市场理念;三是对异国文化的开放态度。有形的金融因素,一方面包括金融特有的因素方面:独立,有效,适度的监管;另一方面包括银行业稳定的支持和透明的金融市场。无形的金融因素包括开展金融业务的能力、国际化程度以及良好的声誉和金融服务公司数目。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明年很可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其次,上海已经存在很多外国金融机构;第三,政府十分支持科技研发,包括金融交易中的操作技术。

劣势:一、国际化程度不够高,上海参与国际基金的市场份额只有不到2%;二、法律体系不完善。

机遇:经济的发展需要两种流动,一个是实物商品的流动,一个是货币的流动,货币流通是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介。上海举办明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全世界的商品盛会,有助于货币的流动。

此外,由于存在税收优惠,而且交易更容易进行,所以很多金融机构参与到离岸金融,BVI、香港还有太平洋岛都是离岸金融中心。但是政府在离岸金融中心中得到的税收很少,而很多热钱容易去离岸金融中心投机股票市场,不利于监管。

未来银行发展模式的展望

银行分成四类,一类是全球性的零售银行(只经营零售业务,与政府的政策保持相对独立);另一类是纯粹的本土化银行;一类是高风险的投资银行,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投行;一类是综合性的全球银行,这些银行包括零售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多种业务,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例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目前,很多的中国银行仍处于本土化银行阶段,同时很多银行都在寻求全球化扩张。在这些银行中,中国银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较为深入的银行,在美国、新加坡、伦敦等地都有了分支机构,而对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等本土化银行,它们将来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提问:

在我看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将传导国际市场的波动性,这也是我国政府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重点考虑的问题,您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控制市场的波动性呢?

回答:

在我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外波动的传导。因为首先,中国有外汇管制;其次,中国的股票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对境外投资者实行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机制。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基本上是由国内的投资行为造成的。因此,我认为要控制国内市场的波动,应从国内投资者自身着手,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应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教育。要加强其长期投资的意识,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操作。二是是对流动性进行控制。中国的银行业流动性十分充足,我们需要对银行的借贷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确保银行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一些投机性交易。

周其仁:

政府与市场

重大的经济事件,会对经济思想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如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随着世界重要经济体政府——美国,欧盟,中国——纷纷动用财政性资源介入市场,稳定局势,拯救危机,已有的市场—政府关系方面的思想受到了冲击。金融危机除了在技术层面去应对,更重要的,还应该注意其对于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思想的变化会影响我们未来对于框架性问题的看法,进而影响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抉择。

我们没有见过一个没有政府的市场!大到全球经济,小到最简单的集市贸易,建立市场经济的秩序,不能仅仅依靠参与者的自我道德约束。市场离不开交换,交换离不开产权界定,而合法暴力又是一切产权的基础。因此,市场离不开政府——道格拉斯·诺斯的定义中所谓“唯一可以合法行使暴力的组织”。传统经济学教课书中对政府、市场的两分法是不恰当的。尽管有人将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相对应,但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里面都有政府,无非是政府在这两种形式中起的作用、活动的范围、采用的范围不同。

政府的活动渗透到市场的各个活动阶段之中:产权界定需要政府,税收是政府的活动,发债的主体是政府,信用就是政府的信用;同时,政府还能承担担保的功能,从而可以杠杆出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所以,怎么能够说市场里面没有政府?怎么能够说市场失败仅仅是‘市场的失败’?!

货币:一把双刃剑!

人类历史的规律是,货币总会渐渐成为政府所控制的囊中之物。印钞机是除军队以外最强有力的工具,可是这个工具很容易引诱掌权的统治阶级、领导集团。

货币发行是政府活动中除界定产权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首要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在住房政策中承担了过重的担保义务。依靠政府的财政即所谓强制性的税收保障,风险被压到了看不见的地步。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市场中充斥的过剩的流动性,而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就是政府独家控制了货币的供应。对所谓“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 Money)的发行权,是一种“排他性的垄断”权利。

政府掌握印币权利有巨大的好处。不同于收税,铸币税没有显性的收税成本,故所有政府都想把铸币税作为自己财政的基础,这也是导致金本位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以及商品服务总量一起决定了人们对持有货币的态度。金本位下,政府无法直接控制流通货币量,所以物价水平整体趋稳;但自从政府控制了印钞机以后,灾难不断。经济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和货币总量有关,而它恰恰是公众和社会很难观察的变量。人类历史上几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近年的津巴布韦,以及中国的民国时期——国内政权不稳定,鹿死谁手还不确定的时候。国家机会主义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发生

新中国货币问题的经验教训和美元的故事

因为有了蒋介石通胀误国的惨痛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货币问题上是谨慎的。陈云主持国家经济事务,他的计划经济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物资,货币,经济增长,三者要保持平衡,不能贸进。在大跃进时期,盲目的上项目导致财政赤字,进而超发货币,曾经对我国经济民生带来了惨痛的代价。在陈云的主持下,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改革开放后我国有过三次通胀历史。80年的盲目跃进,85年由于调整利益关系最后积累到88、89年爆发通胀,以及93年前后南巡讲话后盲目放松银根导致大规模通胀。它们都是由于财政性超发货币,而物资增长水平远远落后于货币增量而造成的。尽管在计划体制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领导力下,通胀的危害被大幅度降低,但是社会经济依然经历了重大创伤和动荡。

在94年《中央银行法》通过之后,财政性动机超发货币的龙头基本上关住了。现今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汇率机制引出的被动性的超发货币。尽管有少数经济学家在2003年前后就建议人民币大幅升值,但是由于国内产业部门以及政府主导官员、主流经济学家的坚持,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低位,导致出口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出口量大幅增加,对央行控制社会流通货币量产生巨大压力。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外贸和货币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

人民币的机遇和挑战

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就作为主权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双重身份存在,享受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虽然70年代布雷顿体系解体,但通过当时上任的联储主席Paul Walker一系列收缩货币的财政政策调整,公众和世界主权国家对美元的信任得以重建。90年代苏联解体,更强化了世界对美国的信任。格林斯潘上任之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继续享受得天独厚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开始新一轮的新经济的增长。但是,美元印钞机开足马力,流动性开始泛滥,也为这轮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重新构建全球货币秩序。现在国际社会的思路有二,第一是真正像凯恩斯所倡导的建立全球货币,如特别提款权。第二是依然坚持主权货币,建立少数的有影响力的国别货币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币种。不论采用何种思路,中国应该怎么成为这个秩序的设计者、游戏者、参与者?怎么去吸收其他货币走过的经验教训?”

总结

正如前面所述,货币本质上是一个政府变量。要处理好货币问题,就要从基础上打通政府和市场的两元关系。需要认识到,政府怎么活动、行为会对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好现有机遇,研究挑战,走出适合人民币和中国的发展路线。

 

(刘天然、黄耀锋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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