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9年8月18-19日，“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涉及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开放经济、经济结构转变等多个议题。会议期间，二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学者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告8月18日上午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邢亦青同学的演讲内容。

林毅夫：新结构理论思考

世界银行自成立60多年以来，在全球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减贫的工作。但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仍然有1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太平洋岛国，贫困仍然十分普遍。虽然世界银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但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绩仍十分有限，与贫困国家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这要求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研究予以反思。

经济发展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收入结构的不断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的背景是战后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赢得了重建和发展的机会。初期的发展经济学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我们也称之为“结构理论”。结构主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通常是失灵的。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市场结构存在严重的垄断，其次是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第三是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了破除这些结构性因素，需要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也在这段时期大行其道。结构主义给出的政策药方就是必须在政府的指导下，把生产要素从落后部门配置到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们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重工业化战略，都符合这一认识。但是，事与愿违，结构主义者的药方并不有效。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分配恶化乃至危机不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

从此，西方主流思潮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化，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涌现，在经济政策上逐步形成了“华盛顿共识”，这主要包括市场秩序、政府预算平衡和政府退出干预等。这一时期出现了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则掀起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但是，实施华盛顿共识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比60、70年代还要糟糕，宏观经济也更不稳定，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债务危机。

世界银行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受到了不同时期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重建时期，世界银行的工作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60年代则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重点放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那时很多发展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缺乏资金和外汇的问题，因此世行是直接以项目投资的方式予以援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盛行时，世行的工作导向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推动项目贷款，而是发放结构调整的贷款，只给政府提供预算支持，让政府进行结构化改革，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到了90年代则是推动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改革。

虽然战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没有达成，但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却是例外，他们也被称为东亚奇迹。仔细考察这些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会发现他们都十分重视出口，以市场作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因素。尽管这些国家是出口导向的，却也采取大量的进口替代。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进口替代战略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和韩国的例子则证明进口替代存在合理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应该简单地否定进口替代。

区别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我提出了新结构理论。新结构理论有三个主要的假说，一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最优结构是不同的。第二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制度、金融机构也不相同。这些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发达和发展中这样简单的区分，或只有低收入和高收入之分。第三是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政府则在结构转换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在产业升级、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光靠市场竞争并不够，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础设施对一国的发展也具有关键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全忽略了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基础设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的基础设施，比如电信、交通、港口，一类则是软的基础设施，比如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社会网络等。一国的基础设施和要素禀赋要素一起，是决定企业经营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收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改变，但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外部性。举例说，非洲道路非常拥挤，基础设施建设很差，电力严重不足，企业要自备发电机，电力成本高，资本投入高。而在软基础设施方面，中小企业要在非正规市场借贷，社会网络做得不好，影响交易中及时得到信息，影响企业的边际效益。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给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应该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那么，企业的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扶持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产业和结构升级，就没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成功会让全社会都得到好处，而产业升级失败企业要承担损失，所以政府要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法制体系等方面，要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但他们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也要产业升级。但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是无为而治，把创新都交给企业的研发部门去完成。事实上，基础研究是政府用公共资金让大学和科研机构来做的，而对专利权的保护，则是借助行政力量来创造必要的垄断以激励研发。虽然R&D资金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仅占GDP的2.5%~3%，但却是这些国家能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

经济发展的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割裂的，这对政府应该施加何种外部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常情况下，经济规模小，资金风险就小，企业经营者有能力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去筹集资金，个人沟通就可以完成融资的小金融机构就能存在，就会出现地区性的小银行，这样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比较小，对法制的要求也不一样。而到了高级阶段，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产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在市场上更易被接受，需要有更为合适的金融安排，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开始出现，市场监管方式也变得不一样。生产规模在扩大，市场范围由本地变成全国和国外市场，对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也升级了。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在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上，要按市场竞争中最有竞争力的优势来做。随着资本积累，原来的优势不再是最优，就要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其他所有基础设施都要跟着改变，政府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失败，源于这些国家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失败不外是做的太少或者做得太多。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型产业，生产的产品超越了它的产业发展阶段，制度上也进行赶超，把发达国家作为先进去模仿，对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直接进行抑制，不让他们生存。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政府干预不足，比如普遍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信息协调以及对创新的外部补偿，又做得不够多。

“新结构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其共同点是相信市场和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之处是“新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僵化的经济结构和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政府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新古典理论中则没有发展阶段的差异，完全相信市场的力量。 

“新结构理论”和结构理论相比，共同点是都相信政府的作用，不同点是新结构理论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新结构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加以因势利导，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同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优化，会使社会更加公平。因此，“新结构理论”会达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目标。

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面对全球金融风暴，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都明显暴露出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不但造成相关产业的企业亏损破产、大量工人失业乃至消费不振等严重后果，也给各国应对危机增加了困难：各国纷纷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投资措施，短期可能促进增长，但长期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造成未来必须面对的两难局面。产生产能过剩的表象可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大幅下降。但是，产能过剩可能与需求面的下降无关，两者是独立发生的。例如，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如外部经济条件十分繁荣的2005到2006年，过度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在我国就已经显现出来。

对于上述独立于需求下降而发生的产能过剩现象，林毅夫教授在2007年提出的理论解释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所要投资的产业常常具有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等特征，因而全社会很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正确共识，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林教授进一步指出，“潮涌现象”会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乃至重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问题。

潮涌现象的一个实例是，1998年来，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外部环境前景良好，需求持续上升，技术趋于成熟，也正处于产业升级方向上，全社会对此有很强的预期，甚至形成共识。从而使大量的社会投资涌入这些产业并引发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数量巨大、来源分散的各个企业间彼此协调困难，甚至难以估计行业内的企业数目，以致更加无法估计投资总量等信息。产能过剩的发生引发了价格下降、企业亏损破产、失业压力大、银行呆坏账持续增加等后果。

目前，经济学家对产能过剩的解释包括策略性产能过剩、非策略性产能过剩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三类。本文模型集中于分析“行业内企业数目不确知”这一因素，同时假设总需求等外部因素已被所有企业所准确估计。我们分两期来考察厂商的决策，第一期是产能建立阶段，企业同时建立产能。本周期内，产能及企业数目不可被观测到，企业在对“企业数目”的期望下决定产能。第二期是生产销售阶段，企业基于全行业企业数目与产能建设情况进行生产销售。当企业实际数目较大，建立的总产能将超过总需求，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本模型刻画了企业建厂时对供给层面的信息不完全，大量、分散甚至不规范的社会投资的协调困难，从而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本模型符合理性条件，企业都是贝叶斯参与者、企业了解整个市场结构，对先验分布估计无偏，而且符合经典均衡观念的要求。

模型的基本性质是：（1）当企业实际数目较大时，会发生产能过剩。（2）此时各企业实际生产产量较小，产能利用不足。（3）随企业个数增多，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降。（4）随企业数目增多，企业销售收益下降。（5）企业可能亏损破产。行业外部环境对过剩产能的影响如下：（1）随着建厂成本的增加，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增加。（2）随着价格弹性增加，产能过剩的概率增加。（3）对行业前景的更好共识会使产能过剩更可能发生。模型还表明，产能过剩的繁盛与外部条件的周期波动无关，产能过剩的出现存在一定“随机性”。

发展中国家投资“潮涌”剧烈、甚至“频相出现”，因此必须在产业政策方面加以监管。必须加强新进企业、新上马项目的规范管理，利用政府在总量信息上的优势收集、发布信息，制定市场准入、信贷等标准，也可以人为增加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扶优汰劣和促进兼并重组。

 

（马光荣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