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9年8月18-19日，“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告8月18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范子英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吴利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卫民博士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刘瑞明博士的演讲内容。

范子英：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

1980-1994年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地区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经济发展要顾全“两个大局”，从第二个大局即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出发，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战略。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到2003年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对相关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

1994年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均不断降低，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一中央财力下降的趋势。分税制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少地方政府应负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一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带来了转移支付的变化，不论是全国还是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从1995年起，人均财政收入关于地区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与此同时，人均财政支出关于地区的基尼系数却相对稳定，这表明中央的转移支付充分考虑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平衡。

转移支付的增加带来了不同地区基础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变化。从全国范围来看，基建支出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先减后增，而科教文卫支出则不断增大。至于西部地区，基建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均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增多。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出，集聚效应会提高整体经济的产出。另一方面，世界银行2009年的发展报告中写到，很多国家并没有很好发挥经济地理的优势，而城市化水平，正是经济地理中规模效应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我国而言，城市化的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将资金由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内陆，而劳动力依然大量的向东部沿海转移。因此，转移支付是否带来了整体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尚待讨论的话题。

本文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估计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即考察转移支付的力度对整体经济表现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里用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转移支付的力度，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衡量整体经济的改善或恶化，结果发现，转移支付的当期和滞后项均会影响经济表现。在线性模型中，大概滞后4期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带来负向作用。运用Mitchell和Sperker1996年提出的非线性框架分析发现，全国范围内转移支付对GDP的加总影响在大约25年之后为负，而西部地区则在15年后就转变为负向影响。因此，为了平衡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实质上带来了效率的损失。

效率的损失可能有三种解释。首先是分工理论。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会降低市场分割的程度。为了在现在或者未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各个地方不参与地区间分工。中央的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保护主义激励，促进地区分工使得欠发达地区融入整体的分工体系，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处于分工的下游，其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有的相对份额将减少，从长期来看，反而不如分割状态下的增速。其次是分权理论，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第三是公共支出理论，更多的政府支出会挤出民间投入，转移支付会进一步加大国有化，进一步扭曲民营企业的行为，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转移支付对全国的GDP水平有累积的负向影响，其中对于西部地区的累积负作用最大。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将转移支付进一步投入到教育医疗等领域。

吴利学：内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模型

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构建内生制度变迁的增长模型刻画制度创新的内生机制，理解中国的改革和增长奇迹，并丰富制度作为增长分析的工具。本文的基本思想源于马克思、熊彼特的社会过程理论和垂直创新增长模型。一方面把中国的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另一方面，用资本的配置效率来衡量制度的效率。

对中国改革而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体制而非政治制度或者风俗习惯等的变化，其具体作用方式是通过转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此同时改革的环境和现实压力也促进了政府提高效率的需求。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即使是民间的试点，也最终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倡导和支持推广到全国。制度变迁的最终决策是以政府税收作为收入并支付改革成本。

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经济体中只有单一的商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亦作为中间投入品，同时存在于物质生产和制度创新两个部门，前者与典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存在代表性的家户和厂商，给定税率，厂商选择雇佣的劳动和资本数。家户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这里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厂商的生产在给定制度水平下进行，而制度水平直接影响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创新部门在这里即经济体中的政府，在满足政府消费的前提下，选择创新投入从而改善制度水平。政府的目标亦即政府部门的效用最大化，该效用取决于政府消费、税率及制度水平。中间投入品在[0,1]之间均匀分布，每一项投入品均存在一个相应的制度水平，该项制度创新的成功概率与政府的创新投入线性相关。求解可知，存在唯一的均衡增长路径。其中增长率与家户的跨期替代偏好、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由于税收的扭曲，这个路径下的增长是次优均衡。存在一个全社会的最优均衡，然而，即使在社会最优的条件下，居民的消费不多于先前分散决策时的消费水平，再加上政府干预的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导致社会最优可能无法达到。

进一步的拓展可以考虑资本积累、创新成本递增、政府偏好、税收体制和规模经济等五个方面，其中前三个部分尤其值得讨论。在前文中，假设资本完全折旧，政府可以完全预测家户的决策，从而导致储蓄率实质上是外生的。若引入政府与家户之间关于储蓄决策的动态博弈，会增加模型的复杂度，但不会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另外，引入厂商的成本递增技术创新，可以与政府的制度创新之间进行动态博弈，亦增加模型的复杂度。就结果上而言，增长过程最终收敛到一点，不存在均衡的增长路径。此外可以引入制度扩散，从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模仿出发，解释经济发展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还可以考虑离散化连续模型，用于解释制度的周期化对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

文章的缺陷在于对于制度的刻画不够完善，且没有解释启动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另外，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尚待进一步完善。

周卫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性要素——管理要素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的长期滞涨缺乏解释力，因此，罗默等人提出的知识驱动生产模型应势而生。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代表，它强调知识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然而，新增长理论仍然把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看作外生给定，把技术进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知识溢出、人力资本，对索罗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显得散碎和无力，从而忽视了制度等因素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归根结底，新增长理论中迄今为止并没有纳入一个可以解释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内生性要素。

在林毅夫（2002）提出有关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中，企业具有正常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事实上，管理要素对效率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将其作为内生因素加入增长模型，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内生增长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解释的不足。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把管理要素视作管理学的分析范畴，而管理学理论则把管理要素仅仅看作是一种技能并只注重经验。事实上，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基于效率出发，如果把作为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源泉之一的管理要素置于不顾，极有可能出现舍本逐末的结果。

在这里，我对管理要素的界定是：管理要素是一种主要以制度性和管理性知识在企业中存在的一种通过整合资源和组合其他要素的方式扩大人们的能力范围和提高效率的知识性资源。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管理要素存在报酬递增的性质。因为在企业中担当领头羊角色的企业家，拥有并积累的制度性和管理型知识是无限的，且具有报酬递增性。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管理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效率的提高，并提升企业生产率。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管理要素可以如同资本劳动一样作为基本生产要素被引入。然而，管理要素还有激励生产的作用。管理要素作为一种整合和组织其他要素资源、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能动要素，可以改善劳动力的激励效果。因此劳动要素在产出中的比例越大，管理要素对整体要素使用效率的促进作用会提高。管理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与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成正比，与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成反比。在经济增长中，管理要素的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1）企业家能力对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激励效率的增进；（2）组织形式的改进对投入产出关系和微观组织经济结构的优化。因此，管理要素可以通过改进组织形式，提高企业家才能来最终加速经济增长。

管理要素亦可以改进新增长理论。在罗默的知识生产模型中，知识累积被看作是收益递增的原因。由于知识的私人边际产出小于社会边际产出，导致竞争均衡和社会最优均衡不一致。如果把管理要素纳入其中，不仅可以改变该均衡的不一致性，且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因为在企业内部，管理知识对私人知识的共享、决策质量、隐形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都有促进作用，进而改善企业的生产率，增加知识的私人边际产出，使知识的私人边际产出无限接近其社会边际产出。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推行市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良好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是社会经济实现均衡增长的微观基础。作为知识性资源，管理要素和知识要素一起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因素。

刘瑞明：生存困境、软预算约束与增长拖累

迄今为止，有关国有企业效率的争论更多关注国有企业效率的本身，而忽视了低下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诚然，对国有企业效率本身的关注无可非议，但忽略其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低估了大量国有企业无效率的危害性，也无法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当前，国有企业的补贴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直接救助，即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BC）现象。大量的直接救助国有企业会损害市场竞争，诱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且对于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最终源于民营企业的税负，从而导致民营企业积累不足甚至挤出政府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还依赖于政府为了其垄断地位的变相救助，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财政支出补贴亏损企业；二是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所形成的“坏账”；三是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这些由非国有部门向国有部门的转移支付构成了事实上的“额外综合赋税”。

现有文献主要从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国企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企业改制前后效率的对比等实证角度来研究。本文从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出发，论证国有企业如何通过软预算约束引发双重效率损失，并利用1985-2004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初步验证。

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体中存在一个民营企业、一个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社会总产出是国企和民企产出的总和。政府一次性确定税收总额，并以固定比例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对于亏损国企的转移支付。设公共服务产出是相应投入的单调递增凹函数。国企和民企的努力成本均为其努力程度的二次型，而两类企业的产出水平均取决于其所有制效率参数、努力程度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作为基准情形，在无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努力程度取决于所有制效率参数、政府公共服务和努力成本。所有制效率参数和政府公共服务的提高将提高企业的努力程度，而努力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的努力程度。作为第一个扩展情形，在存在软预算约束但它并不挤出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产生道德风险，国有企业的努力程度会降低；软预算约束的程度越大，道德风险越严重，努力程度越低。作为第二个扩展情形，国有企业亏损和政府自身消费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约束，会对税收和公共服务产生挤出，降低企业实际收入和努力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效率受损。并且，所有制效率参数越高，公共服务挤出所带来的效率拖累越大。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经济拖累了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我们提出两个假说，

假说1：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假说2：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民营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实证上，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分析法来研究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从计量结果来看，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

作为结论，由于背后巨大的物质利益，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和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这对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效率造成了损害。因此，进一步的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条件。

 

（胡赟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