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成立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的初衷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需要全球性的反应。目前应对危机的措施主要由G20推动，G20虽然包含了大的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相对于G8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仍然不够，仍然不能代表世界上其他20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包含更多国家的框架。而且，G20是一个政治性质的组织，我们的委员会则是由学者组成的，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各种措施的利弊。此外我们的委员会研究了一些G20未涉及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宏观经济；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三，国际组织；四，全球金融结构改革。其中第四个问题在G20框架内没有讨论。
宏观经济方面，委员会讨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危机发生和目前缓解危机措施不力的原因——全球总需求不足。委员会认为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全球多数国家不平等加剧，收入分配从需要较多消费的人群向不需消费太多的人群转移。例如美国GDP增长，但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比2000年还低4%。这不仅减少总需求，而且造成了金融问题：尽管实际收入下降，但很多美国家庭的消费却在增长，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堆积，家庭储蓄率降到0。这与中国50%的家庭储蓄率形成鲜明对比，也是后面将谈到的国际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巨额储备。巨额储备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储蓄率高，储蓄是家庭自我保险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加剧总需求不足和收入下降；其次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巨额储备应对投机资本的经验；第三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造成的巨额储备，但要消除出口造成的储备，必须有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和替代的发展战略；第四是国际油价波动。巨额储备的结果是储蓄率高，总需求不足，且目前的经济危机可能会使各国进一步增加储备以应对危机，加剧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委员会建议建立一个全球储备系统，至少部分缓解各国巨额储备造成的问题。委员会讨论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少地依赖自动稳定因素（例如累进收入税）。但委员会认为需要慎重思考这种倾向对经济体稳定能力的影响。
不论委员会还是G20，关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需要全球合作这一点都达成了共识。思考危机的一个重要角度是外部性。金融市场对社会其他部门造成了外部性，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了外部性。所以现在不仅有微观外部性，还有宏观外部性。每个国家在确定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时，都必然会权衡该措施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刺激措施的成本是财政赤字，收益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全球层面的收益大于国家层面的收益，换句话说，全球乘数大于国内乘数，因为一部分支出流向了其他国家。对于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例如爱尔兰），国内乘数几乎等于1，所以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动机实行经济刺激措施。实际上，外部性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是其中之一。有趣的是，较早采取强力刺激措施的国家表现出更好的经济复苏迹象，例如澳大利亚。不考虑外部性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单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刺激经济，更在于有激励采取损害别国的行为。G20华盛顿峰会达成共识：不采取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遗憾的是，几周之内包括美国在内的17个国家就陆续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虽然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及大萧条时期，但是金融市场保护主义却是大萧条时期没有的。金融市场保护主义是指国际性金融机构将国际贷款转向增加国内贷款。这是很多东欧国家危机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改革方面有很多重要问题，全球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融为一体，所以需要对金融机构、对国家和对金融结构的综合性监管。如果没有这种综合性监管，“监管套利”就有可能发生。第一个重要问题：很多贫穷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实施经济刺激措施。G20和IMF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通过IMF短期贷款的方式是不恰当的。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很多债务，它们不想再增加债务，它们需要的不是短期贷款而是拨款。第二，目前的萧条不是短期的，所以短期贷款不合适。第三，IMF内部不论是资金提供方还是借款方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相应的投票权，资金充裕的国家会认为向一个国际组织提供资金是不合适的。委员会建议建立新的信贷渠道，分配国际资金的方式应该多样化。我们相信，新信贷渠道的建立会成为建立新的金融结构的良好开端。在一些发达国家，改革已经开始，尽管改革的推进非常慢。第二个重要问题：委员会认为金融自由化不仅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危机在全球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过去二十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努力推进金融自由化，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犯了错误。第三个重要问题：所谓的“不合作国家”——税收、监管较松的国家——尽管可能与经济危机有关，但事实上它们与经济危机无关，这一点应当清楚。对于这些国家，委员会有两点建议：第一，对“不合作国家”采取适当措施是有好处的，否则“监管套利者”有可能损害国际经济体系；第二，境外的金融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提供了方便。G20最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改变这种情况。第四个重要问题：“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的问题不能通过任何一种单一的措施解决。它们确实是重要的问题，在太强的不对称激励下——赌赢则银行获利，赌输则纳税人买单——这些银行会从事过度风险的投资。委员会建议对“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采取强力措施，且对金融衍生工具采取更强的措施。
国际组织方面，委员会认为现有的国际组织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例如IMF未能很好地预防危机的发生。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我们需要比G20更广泛的代表性才能适应当今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我们还讨论了国际组织的治理改革，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例如IMF的投票权改革，有政治学家的研究说它不会改变IMF的任何一项决议的结果。所以我们建议更加深入的改革，例如实行双多数投票制(double majority voting)。
最后一方面，本次危机揭示全球金融结构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一些改革迫在眉睫，例如全球储备体系改革，稍
作为中国委员，我想主要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因为这项改革事关中国的利益，但是我认为它还没有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是推进区域性金融合作,第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正在复苏，2009年实现8%的增长应无悬念。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存在美元贬值的危险。危机发生后，因为国际金融体系运转不力，投资者都转向更安全的资产，所以美元强势升值。但当世界经济形势转好时，美元贬值的危险就出现了。我粗略估算，如果美元贬值10%，那么中国持有的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将会达到大约1.5万亿人民币。很多人意识到经济危机会带来出口、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忽略了外汇储备的损失。但这个危险是真实存在的，美国目前已经有11.7万亿财政赤字，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会达到120%。其次，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虽然中国的货币总量增长巨大，但是与美国相比还是很小了。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有：第一，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第二，注意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努力促进国内需求。在短期内，外汇储备不可能马上减少，但我们可以把储备美元资产转向储备石油等原料物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事实上斯蒂格
（史若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