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
蔡昉：
我本来是报告了一个题目讲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想法，但是后来我看到邀请函上写着，今天发的这个奖是企业理论方面的创新，要求每个人联系企业这个领域来谈，我做了一些调整，我这个题目想回答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重点在哪儿？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增长点在哪儿？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来讨论。
说到企业理论，我们在相对独立理论创新上，也就是我们最早的很多理论方面的理论创新，企业方面的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过多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并不是说没有受它的影响，而是说我们在相对少的深入地读了他们理论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些概念和企业的形式，我们没有真正在了解企业理论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创造了很多改革国有企业的形式和提出了很多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在那个阶段所探讨的企业改革形式已经完成了。我们说到企业微观机制和体制的时候，我们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说两个东西，一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理论都可以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企业本身的产权理论等可以回答。比如说解决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内部积极性等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企业就是把生产单位和市场划一个界限，把它割裂开，在企业内部搞一个层级式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的监督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监督是不可行的，没法监督，最终的结果表现在年终的产量上，但是企业相对来说是可以监督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积极性很好解决。接下来我们想解决的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经理人的积极性问题，不是职工的积极性问题，解决的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的问题，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道德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逐渐探讨，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承包形式，资产经营责任制和承包还有股份制等，我们都借鉴了，我们都尝试了，后来我们采用了集大成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的层次上，我们也做到这样了，也应该可以起作用，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企业表现是不是真的特别好呢？内部的管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产权相对明晰了，也是最大化的实现利润，经营的也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我们研究企业的时候，还忽略了一点，有人提到，但是我们往往还是忽略了，企业外部竞争环境。这个竞争环境可以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企业的进入机制，为什么说只有你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中，这个领域来呢？我不能呢？如果说人人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置上，某些类型的企业可以随便进入，对另一类型的企业交易成本非常高的话，实际上还是没有自由进入的，既没有自由进入也没有自由退出，还包括产品的充分竞争性，产品市场的完善程度，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程度，我办企业，土地是不是可以得到？或者说他可以得到的情况下，我也就能够得到，现实中可能就不是。还有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当然还有劳动力市场。只有三个层次，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充分竞争外部环境，合起来形成企业良好发展，并且产生宏观效益。
现在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积极性，国有企业也好，合作企业也好，私人企业也好，但是宏观效果并不是一定就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我们企业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没有完全成功。
国有企业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就是放权让利的特点，到了逐渐一步步深入，到了九十年代，企业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他所需要所有的自主权，同时他还可以获得和上级的承包关系，和国家政府的承包关系得到他自己经营好了的应该得到的激励，这时候我们企业还有什么错误吗？看上去这个体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自主权不是真实的。在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经理首先是有了用工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招工和解雇不称职的员工，到九十年代后期之前从来没有看到企业家经理人员使用过这个自主权，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从直接来看，作为经理我犯不着，因为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也犯不着砸了我职工的饭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当然也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在这个时候解雇了工人就意味着真正砸掉人家的饭碗，对于有社会责任，或者说安定要求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行的，因此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和企业开始减员增效的改革，合在一起导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失业。接下来我们发育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同时也建议企业在恢复的情况下，实现再就业。因此，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次改革中，逐渐发育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企业经理人员都可以随意没有什么障碍地使用用工自主权。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的配合，没有竞争的环境，内部的治理结构也好，管理机制也好，在微观层次上解决是不管用的。
我更想讲的是，整体的经济发展，整体的工业发展，一个新的特点。我们知道，在本世纪以来，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我们的沿海经济增长越来越快，快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开始出现了成本提高的趋势，成本提高除了有土地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从03、04年开始，我们见到民工黄，非熟练的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短缺现象。这种短缺，我们就要看，有人说这是结构的，其实缺的是技能，任何社会，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贫穷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缺技能的，永远有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是人力资本比较强的，只有出现了非技能型的人才短缺才有经济发展转折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经济发展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就像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结构一样，因为农业中有源源不断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原来的产业里，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零，因此任何一个为正数的一个工资率都可以把它吸引出去打工，这样我们持续了很多年，我们当时我们统计局的领导也说过，在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涨，这是正常的，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是从03年以来，我们的农民工工资就持续上涨，而且越涨越快，说一个大家很难解释的现象，去年已经遭遇了金融危机，而且已经像东莞这样的地方已经出现很多农民工失业的情况下，去年农民工工资上涨率还是接近20%，真实上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民工工资把它作为非熟练工人的代理，他的工资上涨，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逐年下降了，还是正的增长，但是增长率越来越慢，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保持一定的速度甚至逐渐加快的情况下，一定有供给赶不上需求的时候，出现这个的时候，工资率就会上升，上升就意味着刘易斯式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转换，大家注意到不是转变，而是说开始转变了，从这儿开始，他以更快的速度逐渐改变二元经济特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判断，是不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了，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大家用拍脑袋觉得说，不太可信，因为我们还会在很多的贫困地区看到很多的农民没有就业，这一点最有价值，它提示了我们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除了规模有意义之外，因为前不久我参加一个会议，刘伟教授主持的，中国叫未富先老，中国的经济叫未富先强，第二天我遇到美国经济学家说了一个词，他说得更准确，中国经济叫做未富先大，这可能比未富先强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经济规模使得我们产生很多不同之处，不同之处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所谓的大国经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区域差异性，其实就是我们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看法的根源，当你在沿海地区或者把沿海地区当做中国的整体平均起来做出一种判断的时候，人们抓住中西部的现实的状况，就会否定你的观念，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区域差异性也就意味着说，他给我们提供未来的增长机会。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实现以前发达国家甚至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没有达到长期的高速经济发展速度，我们有更大其他国家的差距，差距产生后发优势，技术上的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上的不同以及管理经验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我们用更廉价的优势，需的别人已经得到的创新的产品和生产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把它搁在国内来看，当我们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发达，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土地成本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产业升级必然会发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新的阶段上，但是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其实还有机遇，带有双重的后发优势，一个有发优势和国际先进水平还大，第二个后发优势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然还很大。
实际上提供了经济发展机遇，因此我的判断是，这些天如果让我说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一是城市化，二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赶超。但是，中西部地区是不是赶超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赶超了，我们从2003年以后，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是快于沿海地区的，作为结果来说，我们按照分省计算人均GDP基尼系数来看，03年之前一直在提高，也就是地区差距在扩大，03年以后，差距开始缩小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更加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忧，我们有一个假设，因为我们研究经济，我们看到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最有优势的地方和作为后发后起地区，能够接下来干的事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说日本人说过的所谓验证模型，验证模型不在国与国之间转递，而是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但是问题是，过去这些年里头，我们看到不是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发展了重化工业，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看数据是说，中西部地区在过去许多年里头，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目前资本密集程度在制造业中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因此他走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说的企业改革，如果把它放大到宏观含义上来讲，外部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自由的进入，生产要素市场还没有去掉扭曲，产品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今后要做的事是，我们应该把区域发展战略扭回到比较优势上，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