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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对制度创新的新要求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

  刘伟: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11月份年底我们国内论坛比较活跃的时候,前天我刚在这个会场,出席过一个论坛。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理论创新奖颁奖和论坛活动,既然是讨论理论创新大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出发,对中国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哪些要求,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更关注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的增长率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地放慢,但是我说,我们不能由此忽略了,这场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如果我们应对不好,可能比这场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还要严重,还要深远。现在讨论这场危机原因文献很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大体上是这样子,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当中运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进行置换,寻求经济当中均衡增长,这样的状态越来越困难,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从50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20年高速增长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成本迅速提高,包括石油等,73年之前讨论每桶原油(77.47,-0.58,-0.74%)价格一块多美元,当时讨论能不能逃过三块美元,土地、劳动力成本经过战后二十几年的发展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问题,通货膨胀不再主要是需求,而是成本推动,至少在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传统的凯恩斯的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进行置换,有了严重的困难,因为过去运用凯恩斯的政策,如果失业率高,我刺激需求,拉动增长,我换来的是失业率降低,我付的代价通货膨胀上升,反过来如果说通货膨胀高的话,采取宏观政策紧缩需求,紧缩需求结果通货膨胀降低,付的代价是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凯恩斯当年的置换。

  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主要的物价上涨原因是来自成本的推动,这时候物价上升的同时,需求并没有活跃,因此置换不出什么增长速度的提高,置换不出失业率的降低,这就是所谓当时滞涨。怎么办,西方经济学可以说,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和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尤其货币主义的政策,被人民特别地青睐,所有政策主张聚焦在一点,经济恢复均衡增长,如何实现降低成本,用这种方法降低成本最简单,短期最容易见效就是运用货币政策降息,也就是降低利率。意味着降低使用货币资本的代价,这样的话成本能够降低,这样一降低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成本降低,鼓励投资者投资兴趣,增大投资需求,加快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降低成本,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尤其降低成本推进型的通胀的压力。这样既降低通胀压力,又带来经济增长,实现了7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这段时间西方经济又一次比较持久的高增长。但是注意到没有,如果说传统的凯恩斯在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进行置换,七十年代以后的宏观办法在什么中间置换呢?实际上在扩大经济规模的数量,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降低投资项目的质量进行置换。降低利率实际上降低对项目的盈利能力的要求,我是10%利率的时候,显然8%、9%回报率的项目就不合格,不能立项。但是我如果把10%的利率降到5%,7%、8%、9%原来不合格的项目就变成好项目了,就可以立项了,投资数量能够增大,所以付的代价是,增大投资项目的数量,但降低了对投资项目质量的要求。这样极大的刺激投资需求,投资需求越来越旺盛,早晚有一天市场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旺,拉动着资本的价格早晚要逐渐地上升,重新调整利率,原来低利率下是好的资产,低利率下是有利可图的项目,现在统统变成了不良资产和泡沫,这是从七十年代以来政策主张累积的矛盾。

  到了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无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努力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过去降低使用货币代价来降低成本,酿成了泡沫,现在怎么样避免这个泡沫呢?也就是说,要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提高企业效率这样的话,增大产出,改变成本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话,甚至可以说是绝对地降低成本。做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走出这场危机,根本摆脱这场危机的困扰,重要的方面,从中长期来说就不仅仅是对总需求的增长和扩张,拉动增长,从微观上从企业创新这个角度入手,真正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成本能够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情况下,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降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成本,这是我们能够走出根本摆脱这个危机一项根本的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场经济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更多关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仔细想一想,真正要实现在危机下摆脱它对我们增长的影响,更根本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体制创新的问题,包括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整个宏观的制度创新,目的是什么呢?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在这两个创新的基础上,真正解决微观层面成本和收益产出的对比关系,进而解决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当中的结构感到。

  去年诺贝尔奖得主怀疑中国增长可持续性,怀疑东亚,九十年代末他写得东亚奇迹的破灭等,他否定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在这方面,他发现东方包括日本、韩国,企业制度里边,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不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他认为东方的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特别大,银行掌握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银行这个资源给谁不给谁,作为落后国家一般有所为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集中力量在一定时期里确定一些产业和企业迅速做大做强,让他能够实现重点超越,这些国家都有系统所谓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无外乎两个内容,一是产业结构政策,也就是明确一定时期扶植哪些产业,另外产业组织政策,明确一个在产业里边,在一定时期扶植那些企业把它做大,有了产业政策要求金融按照政策金融,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进行信贷计划的编制,如果这些银行家不听政府的,政策金融的要求怎么办呢?东方还有一个传统,叫做恳谈制或者劝说制,政府找你谈话,一直谈到你理解政府的意图为止,你理解了你要回去贯彻,回去贯彻政府不放心,还要窗口指导,看你是不是这样干。东方企业制度上面,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大,银行的钱给谁不给谁听命于政府,政府想获得最稀缺的资源——资本的话,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游说政府,找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两个字行贿,这就有问题了,最稀缺的资源,也就是资本,现在不按照效率原则分配,不是哪个企业有效,我就给谁,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哪个企业行贿力度大就给你,最稀缺的东西按照腐败指数分配,不按照效率原则分配,当然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

  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个虚假的繁荣和企业帝国,这是没问题了,一段国家时间对资金需求上来之后,资金短缺的时候,再怎么样行贿,搞不到新的贷款,难以做到以贷还贷,做不到效率,怎么办就破产,破产之后主贷款银行连带破产,出现这样一个局面,破产一批企业,倒闭几家银行,倒闭几家银行抓住一批贪官,到银行一问,为什么这么干,政府让这么干的,形成这样一个怪圈这是克鲁德曼很早做出这样的推理。后来用了各个国家投入产出的数据,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数据,他做了一个验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要素效率的贡献确实不大,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他由此得到这是一种泡沫的东西等。他的怀疑,有没有道理,价值观上、意识形态怎么样认识,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数据运用的年限上再做讨论,这里给我们一个警示,尤其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真正实现持续有效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最要紧的恐怕还是掀起供给革命,真正在供给方面,供给方面更多盯住成本,盯住效益,不仅是宏观的问题,微观的问题,企业制度的创新问题,就有了特别重要的宏观意义。我记得厉老师有一本书,入选了广东经济出版社前几年选得一套十本影响中国经济的十本著作,我记得有光远先生,比较年轻一点就是厉先生和吴敬琏先生两本书,一共是十本,厉先生的书很多,你写了那么多书选一本书做影响中国经济十本著作,哪本好,厉先生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非均衡中国经济这本书谈了一点,不是谈均衡和失衡问题,最要害的一点是,在原来体制下,中国经济在制度上没有趋于均衡的可能,不是现实宏观经济失衡,最可怕的是制度不收敛,中国的有效增长问题,中国的均衡问题的实现也好,很要紧的是改造这个制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制度改造实际上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这次金融危机,全世界各国联手对经济干预之后,对市场自由化、分散化会有所怀疑,由此不要怀疑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我想这恐怕是很根本的,如果动摇和怀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想增长问题和改革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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