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以下是论坛嘉宾华生及杨瑞龙演讲实录。
华生：大家已经听了一天了，我估计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好处，学生在这儿，听了一天，各种意见都有，已经听得比较糊涂了，好消息是，我自己也坐在下面听了一天，如果政府的决策坐在下面听一天，也糊涂了，经济学家都巧言如簧，每个人说得很有道理，他们意见又不太一样，如果听完我说的话之后，我估计更糊涂了，因为我跟前面的观点又不一样。在复杂现象体的时候，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如果取得一些共识。这一点我们过去的领袖犯过很多的错误，有一个是有可取的，就是抓主要矛盾。
当年不小心搞成一个股市理论家，主要就是因为股市争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股市的主要矛盾是股权分置，现在回过头来说，中国经济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本来我是准备了一个大题目，我想大家看文章，本来这个题目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演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经经过几次的演变，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近年来，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想实行现代化的转型和当时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市场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在有些领域也有过渡的情况。但是现在这个主要矛盾，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目前经济形势，包括今后三十年的增长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我今天想用简短的时间，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
从短期来说，今天谈到得很多问题，昨天我在上海的会上我也讲，现在说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包括内源资源价格的低下造成我们不是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包括城市化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国进民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看一看中央的文件里面都有，现在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当中首要原则提出来就是要增长内需，而且是注重发展消费需求。第二条原则是关于资源节约型，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变。我们运行四年下来，我们今天讨论是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否则的话我们重复这些话，“十二五”规划再把这些话写进去，不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实际上这四年来，实际走成的路和我们说得路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实际做成的是速度挂筛，“十一五”完成最好的就是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五年的任务，我们现在早已经在做“十二五”的事情，因为“十一五”计划提出到2010年GDP增长指标是26万亿，大家知道早在07、08年就被超过了。其他的指标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相同的情况。领导人，包括政府也不是说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除了速度挂帅以外，还有稳定第一。我们很多改革，我们说了很多，为什么没有做？可能和稳定有冲突。经济的运行和政府的运作有它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现在要搞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刚刚开始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很多意见都是很正确的。在速度挂帅，稳定第一的基础上，兼顾其他，这是我们实际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想真正转变我们的实际运行模式，不是文件里边，包括论坛上讨论的东西，恐怕我们还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从当前来说，我们大家比较统一的意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需求的下降，中国政府应对得非常好，今年的GDP有望超过8%，不但没有下降，还在大幅度增长。现在实际上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发展改革都是实践问题，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践科学，这样一个宏观设计的计划，下面应该怎么办？这个月底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要口号应该是什么？主要宏观经济着力点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是我们改变宏观经济刺激制度方向的时候。是淡出的时候，这个时候淡出我们才主动，才能够软着陆。因为我们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赤字财政和发票子搞建设，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一剂毒药，特殊情况下使用它就像鸦片镇痛一样是需要的，但是经济一旦有条件，就应该退出，退得越早越主动越从容，这是当前恐怕要研究的中心，在这个问题上，我列举了8条为什么现在要转向的理由？只有退，所谓退最担心的就是怕牺牲一点速度，我们已经把“十二五”计划大部分速度都已经完成了，按照现在的趋势，09年不是8%的问题，恐怕要超10%，如果没有打的变化。速度稍微降一些，使得“十一五”计划剩下最后一年，我们制定除了速度以外的重要指标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能源资源价格，中央启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基本上是调价，这还是价格改革，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参加调整价格都有改革的意义，改革30年后，调整价格已经很少改革的意义，现在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赢得这一年多的时间，真正起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变革。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这个口号和步骤的提出，会有效地消除现在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可以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有效地遏制资产价格上涨的势头，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以后明年年底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怎么办？早有一句话与时俱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明年出现更大的膨胀怎么办，美元贬值以后，国内的双重膨胀怎么办？审时度势，现在的政策争论的中心在当前而言，对于“十一五”计划完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前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别急急忙忙到时候出现某种概率的时候，那样损失就大了，我们本来提出来除了速度以外的主要指标都完不成。
第二，这是短期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主要制约究竟是什么？从现象入手首先就是消费不足地很多专家讲得意见我是赞成的，我们不能希望渡过这一段危机依靠国外的需求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是不可能的。国内需求靠扩张性的赤字财政和发票子拉动投资是不能持续的，靠消费需求中国人现在这么点水平怎么会没有消费需求呢？我们同学马克思早就回答了，消费需求不足一定是财产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肯定也切中我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消费需求不足就是我们财富分配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当中的分配严重地不平等，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最不平等的大国，最不平等的有影响的国家。农村人的收入大致是城市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按照很多专家的估计不到五分之一，使得我们的基尼系数逼近0.5%。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这个格局不可能改变消费格局。消费需求在下降，谁在下降，做研究拿数据，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在GDP的比重改革30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真正下降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从改革初期差不多占到30%，下降到08年只占8%，这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除了开出的几年之外，主要是落在城市居民头上，没有落在农村居民头上。这是造成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我们过去30年最辉煌的成功空前未有的工业化，毛泽东那一代人所希望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在这30年当中不能说完成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在实现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我们的30年最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消费不足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脱节。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脱节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消费需求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单纯讲城镇化、城市化还不够准确，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按照统计数字40%多，还不算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是低一些，比同类国家也要低一些，每年差不多0.8%到一个百分点增加城市人口，再过20年、30年有70%多60%多的城市人口这个速度不算太慢，问题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是畸形和扭曲，进入城市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五六千万的儿童家属在农村，还有他们应该赡养的父母，我们现在面临是扭曲和畸形城市化留下将近三亿人的欠帐没有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我来看，扭曲和畸形的城市化。
中央提出来要在二三十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和谐社会的矛盾，我认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开始编制“十二五”计划，整个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十二五”计划当中提出来，要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当时这个问题我和林毅夫教授曾经有过争论，我是反对的，我也给领导同志写信，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农村是我们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开，正在离开还在不断离开的地方。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的看法是，“十二五”规划以及其后五年规划发展的重点，如果借用这个话的话，重中之重要进行新城市建设或者说新城镇建设，新城镇建设的核心是要实现有市民的城市化，我现在的城市化有城市化，我们的城市扩大了几倍，城市建成区扩大了几倍，但是市民没有增加，像深圳这些地方，有户籍的市民只占人口的少数，大多数人不享受。
我觉得实现这种城镇化，以新型的城镇化为核心，才能带动，包括从人口、土地一系列制度相应的调整，要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我这个地方讲得土地不是城郊农村的土地，靠把城郊农民的土地变成所谓置换搞城市化，中国要实现城市化得把全国的土地变成城市，我讲的是农民工的土地，这样才能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映，根据这样基本的矛盾启动一个新型城市化纠正畸形和扭曲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就业问题，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包括城市里面高房价的问题都能解决。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为什么能解决，怎么样解决的？因为回城的知青下放户没有工作，农民工的家属都进城了，第三产业的比重一定就上来了。
主持人：
我理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退出，实际上就是把资源配置基础权力交给市场，我理解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主要矛盾，扭曲的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矛盾。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给我们做精彩发言。
杨瑞龙：非常感谢承办方，我代表学生感谢给我们演讲的嘉宾，这些嘉宾的演讲给我们大开眼界。
本来我想讲几个问题，讲几个问题效果很大，我讲的问题是国企改革，选一个和获奖者的理论有关联的一个问题，临时改了一下PPT文件，删了很多，讲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创新意义。大家知道，这是本次获奖者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获这个奖呢？借这个问题我阐述一下我的看法。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就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从转变角度来说，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资源配置从等效规则转向产权规则，本质上资源配置权力从政府转向微观主体。怎么样实现这个转换呢？中国就采用两条途径，一条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条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从改革之初，从农村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如果要引入市场的话，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把它改造成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就明白的。但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改革，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尽管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国有企业要改革，变成市场主体，从意义有的理论存量上来说，不能足以支撑国有企业改革，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在经济学的假设里边，采用个体主义的成本分析方法，用这种方法讨论一个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看不见手的理论，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当市场是完美的时候，给定每个人有权力追求利益的时候，只要给个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条件，人民对利益的追求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沿着这个理论，毫无疑问公有产权没有效率，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公民的悲剧，一旦产权归属不清楚，一定造成产权的问题，如果延用这个理论，只能搞私有化，这个理论不支持我们，在国有制为主的条件下面走市场化道路。另一个理论是否支持呢？西方经济以前长期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完全采用的是西方经济不一样的方法，它假设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假设下面，采用了整体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当你采用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时候，就会发现私有制一定会导致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剩余价值理论我就不多说。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认为，公有制一定要取代私有制的，公有制解决社会人利他的问题，公有制比私有制更有效果。沿着这个逻辑往下走的话，如果采用公有制的话，也就是说商品货币存在没有必要，尽管后来我们变头变尾，如果这个主心骨不变的话，要在公有制条件下面找到一条市场化途径的话，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任何改变所有主体背离公有制原则，背离公有制原则，必然背离社会主义原则，这是过去两大块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很早就要搞市场经济，你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市场机制，要有市场机制一定要有市场主体，要有市场主体，一定要产权，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改革的主导方向，东欧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就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的改革路径，他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突破、无法逾越，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董辅礽先生79年发表经济研究著名的论文，他认为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核心的命题就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提出来了命题，但是怎么样改？怎么样为它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改革理论一旦找不到理论，正义性就存在问题，一旦正义性存在问题，任何的改革主张都会在各种各样的纷争之中夭折，找到一个理论根据是相当重要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八十年代中期有一篇著名就是短期经济学，没有为我们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根据，但是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由于政企关系的复杂关系导致软约束，国有企业的软约束是导致计划经济表现为短缺常态的原因。到底怎么样改？董辅礽先生也提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短缺经济学告诉我们，不改不行，怎么改呢？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面，两个理论都清楚的话，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诺贝尔经济学评奖意义上的创新意义，他为中国找到了国企改革寻找基本理论根据的理论，在国有企业改革改造当中，在国有的框架里边，讨论既能够确立产权又能够适应市场化的理论根据，我们可以通过政企分开，政治分析，通过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的改变实行政治分开，通过政治分开，适应政企分开，为国有企业改造提供理论根据和前提，在国有控股条件下面，由于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可以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或者多级代理条件下面，找到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主体。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面，我们引入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国有控股条件下面，我们找到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路径。中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最具有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走不通，在政治经济学也走不通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让我们能够吸收两个理论有用的东西，找到一条在我们现阶段可接受的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据和框架。所以，由于这个理论根据找到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此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进入市场主体重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假定没有八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没有办法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如果找不到一个微观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放到历史变迁理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话，意义确实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我们改造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证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中国改革历史阶段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和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可能成为中国整体国有企业可借鉴的模式，但是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当前背景条件下找到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产权制度开启了大门，远没有完成，怎么样完成呢？肯定要实施分类改革，国有企业改造，对今后的改革当中一部分企业是这种模式，大部分企业走向市场，完全放开，有一般公共企业国有国营国有控股体现社会目标等等，这是我的整体构想。所以，我的结论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在现有的理论找到我们的根据，我们必须直面面世，照办照抄马教条和西教条都是不足取得的。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西方早就说过，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我认为开启了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之门，当时背景找到了理论根据，才有今天进一步的改革，这可能是这一次几家联合搞这样一个论坛的用意，我们不是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是特别的东西，五十年以后中国搞一个奖，诺贝尔奖，中国的改革当中就要评出对中国改革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具有了这样的特征，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