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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J. Berry教授主讲“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

Christopher J. Berry教授主讲“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

  2009年11月23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二期迎来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J. Berry。Berry教授是从事政治哲学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Scottish Enlightenment)的国际著名学者,曾出版Soci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97)、Human Nature (1986)、Idea of a Democratic Community (1989)等十余部专著。

  本次学术讲坛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共同举办,讲座地点设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主持。郭教授首先欢迎Berry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并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Berry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接着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博士。

  主讲嘉宾Berry教授发表了题为“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的演讲。其演讲大致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主讲人讨论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思想对商业或经济生活的批评,即把政治生活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视为比商业生活更具价值的事务。

  第二,他勾勒了亚当·斯密对商业的辨析,澄清了斯密所论述的富裕和自由,并着重解读了斯密对正义和仁慈两种美德的论说。在他看来,对斯密而言,“正义则是支撑整个大厦的顶梁柱。倘若这顶梁柱被折断,人类社会这一庞大的组织……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第三,他纠正了人们对斯密思想存在的一些误解,诸如将斯密的经济学理解是为对自私自利本性的辩护,或者是把斯密的经济思想错误的解释为是对商业社会的“非道德化”。

  第四,他讲述了斯密根基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的道德哲学,这一哲学恰恰是建立在对其所处的商业社会的广泛批评之上的,凸现出的正是一个被彻底道德化的“自由”观念。他指出斯密在写作完《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之后进而着手研究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这一事实正印证了我们对斯密思想的把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其一,从政治的或公民的角度看,斯密认为真正的公共善是建立在物质富裕之上,即富裕是好的(Opulence is a blessing);其二,从一种宽泛的哲学角度看,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解释正是对古典或基督教视角的拒斥。基于世俗生活对身体性欲望(bodily desires)的需求,一个拒绝永恒不变的规范性结果是接受现世可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规定着世俗,斯密所宣称的作为世俗的“经济”是“道德的”。

  演讲结束后,评论嘉宾韦森教授做了精彩的评论,首先,李教授指出“What government does properly, via the ex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enable 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to function (WN 687).”按照亚当·斯密的这些论述,政府扮演了维护法律体系或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角色,但是如果参照包括英国宪章运动在内的英格兰历史,不断有战争与革命,彼时政府被视作是以按着长剑的罗宾汉为代表的强权组织,那么斯密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政府形象上存在的张力的呢?其次,斯密认为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如何看待斯密思想与康德思想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评论嘉宾方钦博士指出斯密对于市场的论述对理解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道德是从市场中生发出来,并看到斯密对道德情操的论述特别强调社会背景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若非如现代社会这般,那么我们的对相同性质的事件是否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事实上,道德判断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个社会视为恶的或许在另一个社会当中被视为善,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基础问题。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Berry教授对两位点评嘉宾上述评论做了回应。他指出:其一,斯密认为社会变革是相对缓慢的,商业社会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针对韦森教授的问题,他认为,当商业社会自发形成之后,法律和规则成为约束性力量,在英国宪章运动这一段历史中,包括君主及政府定位在内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最终转变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中体现出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市场的规则与秩序问题是值得研究与讨论的。其二,针对斯密和康德思想的区别,他指出这涉及到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理论,恰如斯密所述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它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斯密更强调的是人们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其三,就道德教育而言,Berry教授将社会比喻为一个镜像,并举出人们在不同社会中会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恰恰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强大,但无论其多么强大,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不应对商业社会进行批评,相反地,需要看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一步讨论和批判商业社会存在的逻辑。

  主讲嘉宾回应结束后,听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否与亚当·斯密道德经济学理论相关?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道德水平的直线下滑这两个现象间形成的反差是否是正常现象,何以同时提升经济水平和道德水平?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理论对斯密理论的挑战?就“公正的旁观者”,中国存在天地人的统一来保证经济生活的和谐,那么您演讲中不断提到的spectator具体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考虑社会和文化差异,在缺少世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定位斯密的道德经济学?为什么斯密如此担心政府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干预?等等。

  Berry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强调了以下几点:其一,依照斯密的理论,在实现利益的方式上,必须采取正当的或道德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经济和道德是统一的。理论上对之分析处理并没有遮蔽现实中的统一性。其二,处于同一社会背景下的各类人,通过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动,运用情感和理性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依照习俗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和正义。道德判断的个别差异性和社会整体呈现出的合规则与合理性是不矛盾的。其三,伴随着英语的日益普及,这一现象已然为我们理解斯密的道德经济学创造了前提条件,不过,现阶段更为重要的工作是不遗余力地就各个文化圈之间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沟通、交流和研讨。

  最后,郭苏建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小结,并再次感谢Berry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演讲。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邓正来等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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