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观察报》社 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0年1月16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中国再出发。上图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
文贯中：谢谢大家，土地制度上、房地产、城市化问题上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不能避免，因为中国发展成本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是相对于中国人均收入来说的。一般房价收入比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过200多年经济增长，然后资本劳动、土地价格都已经相当多的国家，房价收入比是三到六倍。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十几倍、二十几倍，取决于你在哪个城市，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另外房子结构、面积、价格跟市场上的需求严重脱节，很多小区晚上根本毫无人烟，现在中国变成了很奇特的国家，不是说城市化以后人口在等房子，反过来房子在等人，像浦东，不是等农民工，他不要这些人，他要的是本来已经城市化的人，小白领、海归、外资企业的雇员，他们本来就在城市里。中国现在被城市化的那些人，现在苦于没有房子，他们可以在城市里落脚。
我本来是说中国最近几十年走的路和东亚其他经济体比较相似，他们有比较权威的政府，同时30年是相当开放的，这些特征跟其他经济体比较相似。但收入分配方面，现在中国跟这些其他经济体好象越来越分道扬镳了。那些企业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这称之为东亚的经济奇迹。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经济奇迹是两个指标，一个是高速增长，另外繁荣是分享。中国做到高度增长，但收入分配方面，中国现在已经踏入了拉丁美洲的行列。
我们全球化可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比较严峻，我某种程度上也同意。但我自己也想，全球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真正的含义是全球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都卷到全球化过程中来，而不是这个国家处于沿海地方卷进去了，内陆和全球化是脱节的，不是这样的。中国最近30年恰恰表现为如此，东南沿海进出口比较方便，就一片繁荣，对外部也高度依赖。但由于很多方面改革滞后，所以要素市场是很不统一的，内部很多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逐渐跟东亚其他经济体分道扬镳，特别是收入分配方面逐渐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之一，而且我认为是今后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现在有很多的投资冲动，怎么会有地方政府利用一次性的土地转让金，40%、60%这样的程度，另外很多的乡镇也是土地国有化的一部分。那么我更加强调的是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为城市地价炒的那么高，接下来开发商只能造比较豪华的房子，而不能造让农民工所能居住、租用的房子。这个情况下，城市规划就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指标政策往往是不重视的，政府重视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其实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全世界是相当高的，中国现在落后世界四个百分点，你13亿人现在整个一亿多的就业机会完全丧失掉了。只要服务业发展起来，使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普遍就业的机会，就变得非常渺茫。城市里已经有很多失业，农村里再有大量的隐性失业，使得城市农村收入差距拉大。那么，城市化的成本只能降下来，允许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特别允许农民能够向土地市场比较自由的提供土地，垄断被打破之后，地价和房价就会被下降，城市可以比较良性的发展，不是只挤在一线城市，而是全国各个地方的土地的发展。那么，地价就向全国各个地方幅射，这会引领城市化。
我今天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怎么走出去的困局呢？应允许让农民有两个选择，一部分农民就喜欢集体所有制，可以让它持续下去，但如果有的农民说我不喜欢集体所有制，里面导致一些不公平、腐败，他要退出，允许他带着土地退出。这就很好，使得小产权房，困扰政府十几年的问题解决掉。我去深圳去了一下，深圳1200万人口，正式城市户口的只有300万，用小产权的方式帮助其他人解决了住房的问题，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所谓不合法的办法，提供大量小产权房，解决了农民工居住问题，农民工为深圳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始终处在不合法的状态当中。这种制度实际上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也解决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承认农民也有权从农业当中退出进入其他行业，带着他的土地从农民工退出进入房地产业或者是其他行业，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小产权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走出现在的困境。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