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观察报》社 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0年1月16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中国再出发。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谢谢大家，因为我不懂国际经济，所以我谈中国，谈202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实现了我们自己前所未有的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增长都高于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改革开放成果，因为第一，很多项重大改革只有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第二说任何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都会通过具体的源泉、具体的引擎真正的释放出来。
因此来说我们还要去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个相当多的人同意是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意思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这个人口转变带来了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两条，第一劳动力需求供给，第二高储蓄率。因此有了这两条促成了经济增长额外的源泉，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我自己和同事也做过一些分析，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或者具体的说，代理指标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个指标在过去一直是下降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是说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 个百分点，这是我们所说的过去的人口红利。
相当多的人，包括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也预测了，说中国的人口转变再继续，这个继续如果说过去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总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提高的话，那可能未来人口的转变的结果就是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预测的话，大概在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就停止下降，从那以后人口抚养比上升。也就是说未来从2013年以后会不会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这提出了没有我们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人均抚养比，我们的人均增长速度怎么保持，可持续性来自何种源泉。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理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消耗掉过剩劳动力，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如用技术替代人工，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不是坏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一定会消失经济增长源泉，要看新的增长源泉。除此之外我写过一些文章，说我们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我们分别叫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就是说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多，导致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部分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我们还会产生，如果治理允许的话，还会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继续利用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比如说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储蓄率。如果我们有好的健康的保障，有好的教育水平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把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往后推延，继续保持劳动力充足。何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改进等等有很多潜力挖掘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是指人口转变到特定阶段仍然可以有人口红利。
但我今天想说，既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实我们也只用了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还应该有一半的潜力可供我们挖掘。我们知道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我们直接看到就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形成了中国的民工潮，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推进，这是来自于劳动力的流动和他们流动的越来越稳定、持久、固定化。这些东西都为我们创造了是具体的人口红利的表现，他们收入增长之后，他们消费的扩大、他们进城以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加等等各方面因素，这是具体的人口红利如何实现的。
我们也知道，中国城市化在过去30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不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每年是3.2%，过去 20年里是每年29%，过去10年又是3.2%，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速度呢？我们比较一下，说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经验，把世界所有国家、年份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列出来的话，在中国现在大概有45%的城市化率阶段上。我们按世界标准说，我们年平均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应该是0.8%到1.6%，也就是说过去是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这个速度我们未来不一定能保持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城市不增加了，今天能增加是因为农村劳动年龄不断补充，到了2015年前后，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不再增加，城市化的速度不会发展那么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潜力，即使不能保证3%、2%的增长速度，即使不是1%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也有城市化潜力。因为到目前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工作超过6个月就记录下来。如果真正城市化率是46%，那和非农人口化率比较，只有33%，也就是说中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把33%真正变成46%的话，我们城市化速度可以实现城市化真正的要求。为什么？农民工尽管进城了、常住了，如果他没有成为市民，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贡献几乎为零，他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的需求的贡献也非常小，被大大低估，他转变生活方式，消费拉动成本也没有发挥出来，对劳动力素质贡献也没有发挥出来。
因此另一半人口红利在哪呢？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工和没有进城的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化，当他作为劳动力作为城里打工，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贡献，这两者之间至少有相当大的潜力是可以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因此这是我说的另一半的人口红利，何况我们相信，不可能未来是零的城市化率，我们仍然会继续增长。除此之外，深度城市化，把农民工变成市民的人口红利的挖掘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等，都可以开发现行的人口红利，继续开发，仍然是属于一半的人口红利的部分。那一半即使开发完了，我们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那是需要另一些制度安排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说，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之后也许还有机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