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论坛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左图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非常感谢你非常友好的介绍，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向这么多人来问候，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聚会，不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好的见证，也是对于中国，就是人力资本的品质不断增长的见证，我想更加重要的资源将会塑造中国的未来，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的投入，人类经济学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投入，通过这些投入改善中国人力资本的品质。我也非常感谢刘明康主席，他刚才提出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到有关监管自律的理念，还有中国的哲学理念，以及政治理念。我就十分钟的时间，我想简单说几点，就是在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我们已经目睹这是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让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发生，我们需要有良好价值观让我们实现良好的希望，我反对这样一种想法，就是2008、2009年的这样一个危机，过去一个世纪的这样一个唯一的风暴，实际上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的。
女士们、先生们，对于那些躺在沙发当中的人来说，他们会这样去想，但是我认为不是如此，很简单来说，就是说他们本应不应该发生，在很多地方存在很大的错误，包括货币的政策，还有财政的政策。实际上我所争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深深植根于经济的增长当中，我们想价格增长，我们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过去金融危机五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反思的话，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的繁荣，也是比较痛苦的历程。那么，我们承担着一种使命，我们能够看到2008、2009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风暴。他实际上在于金融体制的监管，还有对于金融体制的监管是互相依赖的。那就是说在金融体系当中存在着功能不健全。这边我会给大家展示几张幻灯片，从两个维度去展示事项，还有其所展示的一些影响，包括对于中国所产生的一些后果。
首先从这样一个问题来去开始，我们更为成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全球经济当中的问题，这是实际的经济，这是需求层次的情况，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各位能不能告诉我们对于真实的经济来说是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我们能够看到右边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人口占到世界人口将近40%，是美国人口的将近10倍，但是他们总共的消费只有2.5万亿美元，能够看到比美国消费少很多，中国跟印度的情况是相反，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有中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增长。美国所生产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很难购买得起。我们就是出现这种全球不平衡的情况，我们没有成功的解决，这是全球治理的缺陷。
同时，在管理金融体系方面，我们同样有很大的失效，主席先生刚才介绍到，我们在管理金融体系的时候，是基于一种理想的状况，是一种基于假设来进行管理。缺乏价值，我们需要进行自我的监管体制，他们认为金融工程师，他们有内在的能力，他们能够去创造非常复杂的，非常创新的这种金融工具，能够去做一切的事情。包括这种中间结构的储蓄，然后把风险分配到整个世界各地，以一种非常分散的方式来分配到世界各地。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会提这个钱的，因为他们会通过工具把风险分散，实际上给金融体制带来问题。对于全球的衍生品来说，有了疯狂的发展，2000年达到了世界GDP的11倍，当时有些讨论，就是监管机构之间有些讨论，关于如何去控制金融衍生品。当时的比例只是全球GDP的3倍，我们看一看，我们应该去进行思考。在97年的时候，亚洲出现金融危机，我们能够显而易见的看到，我们非常有必要，有非常大的外汇储备，这样能够让我们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起到一定的抵抗作用。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后果，就是说这些外汇储备又会重新迈回西方金融市场当中去，又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金融技术在世界当中，我们原本认为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保障，更多的安全性。他们认为这样会分配风险，但是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能够看一看，这种有毒的资产。看一看全球银行业的体制，国际金融告诉我们它的资产缩水是2.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能够看一看，就是说银行下降的循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认为危机结束，但是依然我们受危机的影响。这都是有一些央行包括一些政治机构自我利益当中来去造成的后果，这也令我担忧。一路往前走，我会觉得比较担忧，特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在地英国，还有欧洲，美国再这方面并没有做出非常出色的工作，很多人认为危机在美国创造的，这是正确的。我们在英国的朋友，还有欧洲的朋友，他们也有很多的有毒资产。但是他们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世界上他们这种规模，要比美国的规模要小的很多。比如说英国和欧洲的这些有毒资产，他的比只有40%，美国60%，欧洲要比美国好很多。我们看一看我们在这方面做什么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够展望未来。
从刘明康主席演讲当中，我能够看到这一点，我非常喜欢他这个演讲，非常关键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政策的使命，我们政治家还有央行都需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体系。就是在我们增长的同时，我们要使我们的增长具有几个纪律性得到很好的监管，我们要去金融稳定，我认为政策和监管机构的方程的话有些联系不足。
那么西方政府的央行，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种金融稳定性放到央行使命当中，这就是我为什么放弃了别的地方来到了中国，最后一点，中国刘主席刚才也谈到，这里我只是强调他所提出的要点，就是中国监管的结构和设计，不能往后看，要往前看。因为中国的增长结构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正在中国发生，现在正在发生，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大幅的过渡，从过去以出口为主导的会转变为以较为落后的消费行业经济的增长。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种机制，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安全网，我们知道中国的服务产业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当然我们需要新的规定，需要新的专业技能，新的洞察力，还有新的工具。我们的金融体制必须进行改变，能够让它在中国下一步能够进行持续的发展，稳定的发展。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