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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信任和经济发展:来自随机自然实验的证据

 

2010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蔡洪滨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农业保险、信任和经济发展:来自随机自然实验的证据”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农村金融对发展非常重要。农民要增加收入,就需要投资于产出更高的活动,但他们却很难从传统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最近,尤努斯在孟加拉开办的小额贷款银行掀起了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农村金融的浪潮。经济学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也都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在实证上,识别农村金融对收入的影响会遇到选择偏差:能借到钱的人,可能本来就比较富有,更容易从事产出高的活动。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很难解决这一识别问题。因此,最近流行的方法是随机实验,即通过实验干预创造出农村金融发达程度的外生变化,从而识别农村金融对发展的作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Duflo等人在印度贫民窟完成的实验。

与农村金融一样,农业保险也可能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哪怕是养猪、种果树这样小规模的投资,对贫困农民来说也具有很大的风险。他们可能因惧怕风险而没有从事这些产出较高的活动。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也可能导致贷款方不愿意借钱给农民,使农民面临融资困难。所以,如果农民能够获得农业保险,就更可能从事这些产出较高的生产活动。然而,这一假说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相对于农村金融,对农业保险的学术研究与实际推广都还相当滞后。我们首次将随机实验的方法引入这一研究领域,试图为农业保险的作用提供有力的证据。

我们在贵州省开展了一项关于能繁母猪保险的实验,发现参保率的上升显著增加了农民饲养母猪的数量。我们还发现,农民是否接受政府推广的保险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关。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农民要同时完成两项决策,即是否从事生产活动(养猪),以及是否要购买保险。只要农民是风险规避的,提供保险就可以增加农民养猪的比例。风险规避性越强或者生产风险越高,农民就越可能购买保险。另外,如果农民越信任保险政策,即相信保险赔付的可能性越高,就越可能参加保险。

下面介绍一下设计这项随机自然实验的背景。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在采用很落后的个体养猪方式,这注定了养猪具有一定风险。根据我们从多渠道的了解,在我国猪的死亡风险大致在1%-2%之间。而在2006年,猪蓝耳病导致猪大范围非自然死亡,对猪肉供给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猪肉在中国的食品消费中具有重要地位,猪肉价格一直是个政治问题。政府由此出台政策鼓励猪肉供给。而对猪肉供给来说,最重要的是能繁母猪的数量。中央政府的新政主要是让人民保险公司财产保险部为农民提供能繁母猪保险。每一头能繁母猪非正常死亡,保险公司将赔付1000元,而投保的保险金是60元。在这60元中,中央政府补贴30元,地方政府补贴18元,农民只需支付12元。上面提到生猪的死亡率在1%-2%之间,故基本可以认为农民面对的是一个公平保险(Fair Insurance)。然而,对保险公司来说,这一项保险商业价值不大,因为除保险本身成本之外,它们需要面对更大的交易成本。举例来说,很多偏远山村进村一次的成本就相当高。因此,这项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由于赔付金额小于平常的生猪价格(1500元),这项保险不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

保险推广主要由地方畜牧局和保险公司一起完成。更具体地,畜牧局动员每个村的畜牧员来推销保险。畜牧员作为本村村民和兼职保险人员,从畜牧局得到的固定收入非常少。我们的实验没有直接在不同的农户或村之间设定不同的保险政策,也没有改变农民需要支付的保险金,因为这是全国统一政策、不容更改。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改变畜牧员推销保险所面对的激励。我们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的480个村开展这个实验,把村庄随机分为三组。无激励组的畜牧员获得50元的固定报酬;低激励组的畜牧员获得20元的固定报酬,此外每推销出一份能繁母猪保险可获得2元报酬;高激励组的畜牧员获得20元的固定报酬,此外每推销出一份保险可获得4元的报酬。这三组村庄的数目分别为120、120和240。实验的执行时间在2007年11月21日到12月25日。

我们首先验证随机划分的三组村庄在实验前没有显著差别。基于金沙县2006年农业普查数据,我们发现不同组间村庄的主要特征基本相同,尤其是,不同组间村庄的平均养猪数量没有显著差别,且养猪数量的平均增长趋势也大致相同。

接下来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识别保险对养猪数量的影响。由于激励是随机设定的,因此它不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养猪数量;而且畜牧员面临激励的不同,他劝说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会不同,最终导致农民投保几率的不同,所以它可以作为投保数目的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激励组之间,农民购买能繁母猪保险的数量显著不同。畜牧员获得的激励越高,农民购买保险的数量显著增加。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一个村庄能繁母猪的投保数显著地增加了第二年的饲养数。如果一个村庄在2007年第四季度投保的母猪增加一头,在第二年的三月及六月母猪的总饲养头数就分别增加0.76和0.82。这说明推广保险对母猪数目增加有明显作用。

在开展实验前,从研究的角度讲我们很担心三个组的农民都全部投保,这样我们就无法识别保险的作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农民的投保率较低?我们认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影响农民的投保决策,有以下几项证据。

第一,2008年一、二月的冰雪灾害使猪的死亡数目比正常情况下更多,于是在政府的敦促下,能繁母猪死亡后保险的赔付更加及时。这个事件可能使很多农民增加了对该保险政策的信任度。在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冰雪灾害中死亡的猪的数量对养猪总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而能繁母猪的投保数与死亡数量的交互项对2009年三月和六月的养猪总数有显著正影响。对此的解释是,在冰雪灾害中猪的死亡数目越多,政府的及时赔付就更彰显了该保险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如果不考虑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农民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是否从政府获得补助应该与他们是否为母猪投保无关。但事实上,这两者是相关的。一个村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越多,或获得政府补助的农民越多,母猪的投保数目也越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个村参加合作医疗或获得补助的农民越多,就说明农民越信任政府,也就越愿意为母猪投保。

然而到2008年六、七月,随着猪肉供给的增加,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下降了,这说明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是有根据的。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的研究证明了为能繁母猪提供保险能够促使农民更多地饲养母猪,但我们并没有研究这一政策的福利后果,即并未验证这项保险政策能够增加农民福利。

 

(洪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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