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28日，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我们分八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五场“银行业与消费者金融”的内容。两位演讲者分别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皮特·图法诺（Peter Tufano）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沈艳老师。
Peter Tufano：消费者金融
图法诺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金融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商学院往往更关注对企业的研究，对消费者的研究则相对集中于公立学校，一般很难在顶级商学院中看到相关研究。他认为，资助来源并非决定研究机构研究领域的唯一因素，除此之外，研究机构的地缘分布以及内部的性别构成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比如沿海地区的研究机构比内陆地区更关注企业研究，又比如男性学者比女性更偏好企业研究。总之，图法诺教授认为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是，企业研究是主流，而消费者研究则是非主流，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家庭经济学家（household economist）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图法诺教授指出家庭经济学对于金融经济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他列举了美国家庭总资产的数据：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总产值为68.2万亿美元，其中有形资产为23.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为45.1万亿美元，总债务14万亿美元，净资产54.2万亿美元。
图法诺教授强调，消费者所面临的金融环境每天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十个月中，他走访了十三个国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每个国家消费者所面临的金融环境。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现在手中只有2000美元而需要应付下个月可能发生的某个事件，你有多少信心能够应付？”，备选选项包括：“我肯定可以应付得来”，“我也许可以”，“我或许不能”，“我肯定不能”，“不知道”。结果显示：墨西哥比较“脆弱”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最高，有58%的受访者选择了“我肯定不能”或者“我或许不能”，有2%的受访者选择了“我不知道”；而卢森堡的消费者则最有信心，只有约10%的受访者选择了“我肯定不能”或者“我或许不能”，仅有不到1%的受访者选择了“我不知道”。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拥有有较多财富、较高收入、较高教育水平、年龄较大（大于等于40岁）的人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更加有自信，相比之下女性、失业者、赌徒以及那些损失了30%及以上总资产的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会更加没有自信。我们还看到，人们面对未来预期支出时可能采用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储蓄是最主要的策略，49%的受访者会选择储蓄，其次是向其他家庭成员借款，有28%的受访者选择该策略，而22%的受访者选择增加工作时间，选择信用卡的受访者也不在少数，占20%，选择变卖房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占所有受访者的18%，还有受访者选择从朋友处借款、典当资产、未担保贷款等。基于本次调查的美国数据，采用Probit回归，结果显示结婚、离婚、生孩子、回学校进修、换工作、退休等事件都会对消费者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依据以上结果，图法诺教授指出：让消费者回归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大势所趋。他去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尝试开设家庭经济学课程，这是相关内容的课程首次出现在顶级商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最后，图法诺教授简要介绍了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主体结构。按照他的说法，在设定的框架中，我们可以从消费者、企业以及政治经济学三个角度分别分析储蓄与投资、信贷、报酬和风险。然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鼓励消费者储蓄。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储蓄券，但是储蓄券在现实中会引起一些问题。那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可以广泛推广、适用性强、低成本、易操作的投资产品以鼓励消费者储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沈艳：银行效率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
中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但是相比之下金融部门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数据显示截止到2002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已经达到4.4-4.8万亿人民币，一些人甚至开始认为除非中国能够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银行体系，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因此，我们不仅有必要了解金融部门一直以来是如何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探究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在未来能够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针对这些问题，沈艳老师报告了她最近对银行效率与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的研究。
沈艳老师首先介绍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6%，其产出占GDP的60%，销售额占比为60%，缴纳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48.2%，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贡献了70%的进出口总额以及80%的对外投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为私人所有。中国的金融结构则是由国有四大银行（中、农、工、建）、12家商业股份制银行、城镇信用社以及超过两千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共同组成的。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非直接融资远远超过直接融资。
接下来讨论金融部门如何支持经济增长。她引用自己2005年一篇文章的结论：中国的金融部门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增加有效组成部分，非国有银行的实际贷款总额与GDP存在着稳定的长期相关关系，非国有银行实际贷款总额对GDP存在格兰杰因果影响，而反向的格兰杰因果影响不存在。然后，沈艳老师展示了各金融中介机构在县级贷款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以及一系列的市场有效性指数来说明当金融市场的集中度不太高时，金融机构就会显得更加有效，进而在资产回报率方面就会表现更好。这也许可以成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性的一个依据。她又引用了林毅夫教授2007年研究，提出在2006年中国超过4千万中小企业中只有不到50万能获得银行贷款。沈艳老师认为中国现有的金融结构也许是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即相对国有大银行，中小银行具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时候有信息优势），因此对建立中小银行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小银行是否真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呢？现有的研究还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她介绍了各持正反两方面观点的相关文献。她表示，就中国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不一定的，因为，利润最大化也许不是中国金融中介的唯一决策目标，一些其他因素，比如银行间的竞争、政府以及法律法规的影响都可能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如果用总资产规模定义金融机构的大小，在大多数情形下，金融机构的大小并不会对其是否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如果用行政层级定义金融机构的大小，小的金融机构则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
（董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