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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简报之六

  2010年6月26日-28日,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我们分八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六场“消费者借贷和地方政府”的内容。两位演讲者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Jonathan Levin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教授。

  Jonathan Levin:危险的消费者借贷

  次贷危机又被称为次级房贷危机,它是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以及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春季逐步显现,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短期利率的提高,次贷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导致大批次贷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Jonathan Levin教授认为终其原因还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研发的面对普通家庭的金融产品太过复杂,导致过度借贷和抵押。从数据上来看,1975年到2008年期间,一方面美国家庭借贷总额和公司借贷总额明显上升,特别是2000年之后速度明显加快。另一方面美国公司贷款额与收入的比例有升有降,特别是在1997年和2006年几乎下降到1975年的水平,而美国家庭这一指标持续上升,特别是在2000年后增速明显加快,虽然在2007年有所回落。在急速膨胀的家庭贷款中最突出的就是次级抵押贷款。为什么家庭贷款总额持续上升呢?可以从贷款方和借款方来回答。从借款方来说,居民的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提升,但是美国低迷甚至停滞的居民收入增长率明显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乃至许多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改变了他们对于贷款的认识态度,从而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贷款;第三,如今的家庭面对着更加丰富的金融工具以及更加宽松的信贷约束,所以贷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贷款方来说,高度发展的证卷化市场可以“金融打包”具有风险的消费者借贷,包装成安全的金融产品组合出售给投资者,而不无论是后者还是前者的买方市场都是非常巨大的。具体来说,不断放松的借贷约束条件会明显影响普通家庭的借贷偏好。一般借款者会对首期付款要求非常敏感,但是另一方面新增加的借款者往往又是那些还款率最低的群体,贷款方往往面临着扩大的贷款人和降低的平均还款质量。次级按揭贷款与传统意义的标准抵押贷款有所不同,它对贷款者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要求不高,贷款利率相应比一般贷款高很多。高度发达的证卷市场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次贷市场的扩大化。在房价不断走高时,次级抵押贷款生意兴隆,即使贷款人现金流不足以偿还贷款,他们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贷款来填补缺口,但当房价持平或下跌时,就会出现资金缺口而形成坏账。

  过分扩张的家庭信贷现在看来会导致许多问题: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出现恶化迹象,引起美国股市剧烈动荡;美国许多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中标”,而且其次贷问题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如雷曼兄弟公司的倒下以及大量银行的倒闭,使得许多的企业的融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像美国的汽车三巨头就因为融资的问题岌岌可危,最后是美国政府的援助,暂时缓解了它们的破产危机,但是仍然面临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会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影响消费信贷和企业融资,进而损害美国经济增长。虽然过去几个季度的实际情况也表明,尽管住房市场持续大幅降温,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停滞不前。消费和投资增长抵消了住房市场降温的不利影响,并支持了经济的继续扩张,但是到了现在,人们才发现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要么失业,要么收入大幅下降,而前期的“假象”实际上是整个市场库存的调整暂时掩盖危机的影响。

  总结起来,20多年前经济学家曾一度认为欠缺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次贷金融产品会对阻碍经济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是时候通过一定程度的管制来遏制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过度发展了。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问题——来自于五年计划的经验研究

  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同时我们的法制建设和财产权保护却非常落后。那么我们怎样解释这两种现象?周黎安教授认为这其中缺失的一个环节就是中国地方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其它所有经济体所不同的最大特色。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很长时间内、很大程度上都在扮演一个“辅助之手”的角色。地方政府官员对于追求地方GDP增长以及吸引外商投资的热情是很难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那么地方政府的激励来自于哪里?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同时也在很少受到媒体以及当地民众的监督;但是他们却对地方经济有着近乎绝对的控制能力,所以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合适的激励机制,地方官员很可能会贪污腐败,从而变成地方经济的“攫取之手”。

  以往的经济学文献曾分别从地方财政激励以及政治锦标赛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周黎安教授继续从政治锦标赛的角度解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设定的激励机制。具体说来,中国的政治锦标赛有以下特点:省市县乡镇村,每一级的地方官员都和同级别的官员竞赛;对于单个个体而言,他必须一级一级地赢得政治锦标赛;改革开放后,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目标;1980年之后,地方的经济增长水平成为考量地方官员业务水平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从而导致政治锦标赛围绕着GDP增长率而展开。周黎安教授以往的研究结果曾表明,省级官员的晋升概率和当地的GDP增长率成正比;相反地,省级官员的离任率和当地的GDP增长率成反比。此次报告则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政治锦标赛会怎样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观察的出发点,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从上至下的“加码”过程,即如果中央政府定下年GDP增长率8%的目标,省级政府往往会提出高于8%的地方增长目标,而地级市会提出高于省级目标的发展目标。周黎安教授以五年计划的目标为例。中国的五年计划是建国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最近的一个五年计划(第11个)是2005年至2010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制定出各自的五年计划,其中中央政府先制定目标,地方政府再相应的制定目标。五年计划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出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如GDP增长率)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发展的优先偏好。

  从数据上来看,各省指定的GDP增长率普遍高于中央指定的GDP增长率,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省与省之间,同一个省不同年份之间,明显不同的增长目标又该如何解释?省政府最初指定的发展目标与最终实现的增长率和当地官员的晋升是否存在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联系?

  周黎安教授的研究针对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各省五年计划的内容来自于各省的年鉴;GDP增长率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省级领导人事变动数据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相关书面资料以及人民日报。最终的省级样本量为151个。主要考察的变量包括中央指定的增长目标,各省制定的增长目标,各省最终实现的GDP增长率,各省在1986年的初始经济水平,省级领导人在位的时间长度、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和中央的联系(是否从中央调职地方)。回归结果表明:省级领导人普遍会设定高于中央的发展目标,原因可能是省际间的政治竞赛;越年轻的领导往往会设定出越高的发展目标,可能是他们会考虑到更长久的政治生涯目标;省级领导的在位时间长度和设定的发展目标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有着中央关系的省级领导往往会设定较低的发展目标;设定的发展目标对最终实现的GDP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周黎安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初步证据证实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以及对自身政治生涯的考虑会明显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制定出以GDP增长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手段来激励地方间的经济发展竞赛,从而维持全国持续且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

  (李殊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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