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28日，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我们分八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八场“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内容。两位报告者分别是哈佛大学的Richard B. Freeman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余淼杰副教授。
Richard Freeman：全球劳动力市场问题凸显
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后，无论是经济体还是经济学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挑战之一便是如何解决长期的高失业率问题，一些研究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率要想回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需要5.5年，即到2013年之后失业率才会持续降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要想在2015年左右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平均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应在3-4百万，但这个速度比历史上最快的恢复期--克林顿时期每年不到2百万的新增就业量快了近一倍。除此之外，金融危机对人们寿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表明高学历的人在失业后的患精神病的概率比没有失业时高出0.5-1倍。OECD2008年就业展望一书的第四章利用英国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失业男性出现精神问题的概率比就业男性高出2.6%，失业女性出现精神问题的概率比就业女性高出1.9%。除此之外，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抵押购房变得困难，贫困人口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剧，初生婴儿体重过轻，社会福利的缩减等等。
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2000万民工失业返乡，其中15.3%的民工从城市返回到农村，有报道称2009年将是发展中国家继2000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对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2010年6月，印度和中国领涨亚洲工资。富士康、本田相继提高员工工资，中国国务院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
Freeman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劳动力市场问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与反省以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分析标准。为了更好地评价政策效果，我们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先验的完全市场理论或者只相信那些有权有钱群体的言论，我们应该用数据说话而且我们应该对任何改革存在怀疑精神。
Freeman教授提出，现在有几个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第一，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政府放松管制，加强市场灵活性便能产生充分就业。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市场结构的转变就可以使OECD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幸免于这场金融危机，那些所谓市场分析师们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的市场结构转型是不可能带来经济大繁荣的。
第二，银行家、金融专家、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如何操作使得宏观经济运行更安全：放松管制的金融市场容易产生创新，这对于实体经济看似十分有利。其实不然，金融创新本身是中性的，就看怎么使用，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反映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也会成为一种极具杀伤力量的武器，可以摧毁或者控制对手，相当于无形的杀手，它虽然可以使某些特殊群体受益，但对于全社会而言不一定是有利的。
第三，不平等可以促进金融和商业的发展。诚然，资本家们追逐利润最大化，可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贪婪是好事，适当的竞争才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大量的锦标赛模型和实证检验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激励应该是对所有人的激励，而不仅仅是对上流社会那一部分人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来临时公司的业绩下降，银行家、CEO的奖金反而增加了。
第四，经济增长可以优化劳动力结构，消除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使用，并缩小收入不平等。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人未来就业的领域就是那些非正规的部门。
最后，Freeman教授提出了几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体系何去何从，有没有措施预防并应对经济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启示，是否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支撑V型经济回升。
余淼杰：加工贸易，公司生产率以及降税机制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如何提高贸易厂商的生产效率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函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1992-2006年间，中国的关税税率从40%下降到10%，与此同时，2006年中国的加工贸易额是1990年的10.5倍。可见，适当降低关税的同时通过厂商竞争可以提升公司的生产率，但是加工贸易则不同，降低关税后，加工贸易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生产率的。余淼杰老师通过2000-2006年中国加工厂商的数据研究表明，关税降低10%，公司生产率提升12%，而且加工厂商更加明晰了所有权。
众所周知，为了鼓励加工贸易，国家一般都会削减关税甚至免税以鼓励中间进口产品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加工厂商通过激烈的进口竞争获得国外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因此，加工厂商通常比非加工厂商的生产效率更高。而且，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因公司所有权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高从而有着更高的生产率，而国有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低，生产效率的提高明显不如外资企业。
余老师从两方面识别了生产率提升：降低关税带来的进口竞争效应以及加工贸易所得。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时，为了消除可能的内生性，他使用索罗剩余来代替TFP。回归结果显示，进口竞争效应和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更低的关税可以使公司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加工贸易厂商有更高的生产率；其中，非加工型外资企业比加工型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更高，且只有生产率低下的外资企业才更有激励选择加工贸易。
余老师的研究得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的厂商在降低关税后确实受益匪浅，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因此，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对中国仍然适用。余老师还指出了加工贸易的未来研究方向，例如如何识别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贸易自由化对具体某个厂商的影响，这样可以对不同公司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此外，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可以从生产商过渡到消费者。
（李殊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