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7～8日，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举行。搜狐财经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的现场发言内容：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首先感谢会议的主办方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学习体会，特别是上半段领导讲话之后，这个汇报学习体会更是必要的。先说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不可能用造成这些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思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能不能还用这些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爱因斯坦说不能，也许我们说能，创造奇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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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既有城市化又有去城市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过剩的阶段，此前我们是资本短缺，大家都知道在发展主义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主义，何种党派，只要你面临经济基础领域中的资本短缺，政府都会亲资本，这都是必然的。而只要你引入外资，就会按照外资的要求来构建该国的上层建筑，也因此必然造成对外的主权负债，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因此不论何种主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基础这个决定性因素面前似乎就退而居其次了。只有告别了资本短缺时代才有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政策体系调整。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都过剩的时代，也因此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相应提出，这本身就是回应阶段性变化的产物。第二个阶段性变化也得提，这里面没有写，我在内部的会议上和一些国外的会议上提了，这个会上概括性引述一下。
出于善意，我们在2003年10月份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刚才陈锡文主任讲到日本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今后永远不再分地制度比长子继承制有过之而不及。乡土社会过去赖以生存的机制，其中的一个是分家析产机制，因为分家析产不至于产生严重差别，因为分家析产需要劳动力维持，但这两个东西都在带有政府善意的法律出台之后都不再存在可能了。因土地不能再分而使得现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自我阶级化、自我政治化，这也逐渐演变成了新的变化，也就是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小资产者。以前为什么叫“打工者”，他家里都有一份产，我们叫做“小有产者”，他们部分劳动力是小有产者派生的打工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收入，以防止小农经济不足以扩大再生产，你把这部分挡住的时候，这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对抗性矛盾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主导社会结构变化，这一点我们必定会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如讲一点新故事吧。同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了自我阶级意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了呢？多大程度上能够从政府经济中自我异化独立成一个阶级，这需要一个过程。当这两个对立阶级都成为独立的阶级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出现经典意义的变化。
重大矛盾在于历史阶段性变化，我们已经应该告别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了，应该变成亲劳工、亲贫困，这个变化正在发生，但因原有利益集团很难被调整，因此出现了变化。需要讲到，这个阶段恰恰是人类安全、社会安全最容易产生矛盾并且爆发的阶段。最近社科院的报告有关方面的分析认为最近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群将从1.3亿上升到7亿左右，相应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说这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尽管中国会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始终是金字塔结构的，因此中国仍然在未来可见的十到二十年内还是一个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的国家。我们每年相对能够解决的新增就业大约在1千万以下，我们新增的就业恐怕不在这个数之下。未来2010年之后中国会有9亿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主义，任何体制、任何制度、任何政治能解决9亿以上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我接触过的所有的西方人士也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我跟他们说，能不能搬用你们的体制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说千万别，你们还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我们看，现在中国人有8亿劳动力，当我们讲到第二个重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演变成直接威胁所谓社会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再用微观的机制来分析，就很难解释这一些重大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了。
这一点可能还得再讲一下，中国的农村条件本身不足以养活这么多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亚北非干旱带相似的地区，中国有季节性的降水，有所谓的灌溉农业，如果把村舍文化破坏掉，就没有村舍这种理性；没有村舍理性，灌溉农业就无法维持，非灌溉与灌溉之间的产量差别是70%。如果我们只用所谓现代农业的方式，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农业成为高污染的行业。大家知道最近刚刚公布的全国污染普查指出，农业是第一大面源污染的来源，占全部的47%，超过了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这是我们以有限资源追求高产量必然带来的结果。农业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污染的领域。怎么解决，因此中央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我不多讲了。
农业另外一个问题是越多的农业就越贫困。从世界各国的分布图中看，这似乎是发展主义导向下难解的一个问题。只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就都是贫困的国家，当然以工业为基础的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是高度发达国家。我觉得讨论最好复杂一点，这张图告诉大家，上面那个打圈是农业国，属于高度贫困的国家；这一部分（中间）是所谓工业化的国家，正在转型的国家；（左下角）这部分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不贫困的国家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搞得好的国家。我们到底怎么走，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产生于我们追求工业化的过程，无外乎是两大资源的流出：第一就是劳动力，计划经济也是大规模使用劳动力替代资源稀缺的资本；第二就是通过以乡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成规模发展规模农业，使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同时因为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过程，使得工业化内生机制导致了排斥农业发展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仅农业提供了剩余，而且农业承担了工业化过程因大起大落带来的问题。中国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了七次金融危机，每次都等着“三农”软着陆，他就软着陆。
我们现在面对巨大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安全，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要靠进口，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食品也出现贸易逆差了，也就是进口大于出口，所有的进口基本都在严重不安全地区，而我们又没有任何保障中国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能力。美国靠霸占军事基地，他的军费占了世界军费支出的一半，我们不知道靠什么，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了，比较麻烦。为什么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也很严重呢？是因为大量的积累，从“三农”积累，导致农民生存所需要的要素大幅度减低，即使能够随工业化增加，也不过从过去零点几公顷提高到现在两公顷，这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这绝不意味着改善。放弃那个梦吧，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
我们看，当这样大量的资源流出的时候，农业剩下的剩余是否可以足以支撑现代上层建筑。这些事情不仅今天，百年来历朝历代、历党历派没谁解决好过乡村治理问题。到我们这儿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乡村问题更严重？财政占比在1993、94大规模推进经济改革的年代下降到最低，11.3%，连城里的干部都无法养活，更遑论支撑乡村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80年代以来的三次圈地，90年代来以地生财，当代的曲线很小了，那是因为50%以上不报，违规违法征占，现在叫“以地套现”。三次圈地各有各的特征，第一是生产性的，第二是消费型的，第三转变成负债性的，现在有多少万亿的土地负债谁也说不清楚。
怎么解决过剩的矛盾呢？现在我们走向了城镇化。1998年第一次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是加快城市化，加快城市投资，化解了98年的危机，现在正试图通过新农村建设化解新的资本过剩。任何一次达到资产值的投资都会带动资源要素的大规模流出，农村中资源要素流出，年轻劳动力要素流出，剩下的就是“草根”了，“草尖”被掐走了，劳动力只有残值，外部资本想进入，不能资本化老人妇女，农村中剩下的“草根”
这部分是很难被卖入资本来资本化的，唯有保留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刚才陈锡文主任讲的我百分之百认同，要对乡土社会文化有一种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各位的今天，如果破坏掉了，我们不可能有稳定。怎么保留住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加强乡村治理，是新的工程，也是未来“十二五”希望各位官员考虑的问题。
大家看图片上表现的老人、妇女们如何被组织起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组织化，把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变成社会资本，才有可能与外部的投资资本做谈判，才有可能多多少少保护一点真正“草根”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些事情我们正在做。时间有限，就不多讲了。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仅仅关注经济问题，也多多少少关注一点乡土社会如何治理、乡土社会如何可持续的问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