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势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达到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继奥运会之后，我们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亚运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为此，一些中外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我当然为自己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也满怀热忱地希望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一个可供普遍借鉴的经济社会模式，那样，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我认为现在就肯定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坦率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这就发人深思，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又何必转变呢？认真总结3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以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2009年，中国约消耗全世界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铁矿石、原油分别占本国用量的70%、51.3%，刚才张国宝主任说2010年原油进口已经占到55%，支撑了本国9%以上的GDP增长，可是只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DP总量。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大约5吨，与人均GDP类似的国家相比要高很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已达世界第一。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但若GDP年增长保持8%以上，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超过114亿吨，这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环境都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他环境污染造成的问题还很多，众多河流湖泊，过去“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现在70%以上被污染，鱼虾绝迹。还有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癌症村、儿童血铅过高，土地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不绝于媒体。
不计资源环境成本，过度依靠投资、外需、仿制，过度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型，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国内发展阶段，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
这方面，国际经验值得借鉴。2006年世界银行在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成长到中等收入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如果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拉美的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四五千美元后，经历了短则20年，长则近30年的徘徊停滞。我们刚跨入中等收入门槛，也要防止被前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
资源环境的约束对中国低收入阶段的增长方式提出挑战，对此人们争议不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重大战略，更要重视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0年初发表了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时的社会结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这个报告指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十分赞同这个结论，同时还想补充一点，其实中国的经济结构本身问题也很大，例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内需与外需的比例失衡、二产与三产的比例失衡，还有科技创新与引进仿制的比例失衡等。而且，也很难把就业弹性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单纯看成是社会结构问题，它们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总量极大增长、经济规模极大扩张，而经济结构十分扭曲、社会关系十分紧张。可以说，中国是GDP一枝独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急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肯定中国模式，不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
与经济这条腿比，社会这条腿更短，这是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过的。回顾历史，古今中外，因为环境资源问题而中断经济社会繁荣的先例很少。中外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繁荣的中断都是因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即便发生了外敌入侵的情况，那也是自己先内乱了。还有刚才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南美一些国家是陷到资源环境陷阱里出不来还是陷到社会矛盾陷阱里出不来？南美国家的资源环境现在还很好，主要是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不当造成两极分化所致。国内案例还说明，许多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工厂大量排污，矿山开采造成沉陷，而深受其害的老百姓无力抵制，无处伸冤，直到造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止。当然，绝不是说资源环境问题不重要。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可能破坏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理应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繁荣中断的历史不会重演。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浓墨重彩地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近期写了不少文章论述政府在提高这两个比重中应发挥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论述政府作用的同时，很担心出现用行政指标干预企业内部分配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包括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还要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并不是单纯由雇主单方确定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仅受市场供求的影响，需要建立劳资双方谈判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再进一步推论，又演变为各类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真实的维权自律行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了自协调机制。
应当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出现了经济组织多样化的深刻社会变革，计划经济的 “单位人”日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的 “社会人”。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政府正逐步转变职能，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坚持依法行政，大幅度减少了社会事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使之承担起一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功能，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社会组织数量2008年已经发展到36万多个。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属于初创阶段。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美国是57个、新加坡是14.5个，金砖四国中的巴西是13个，中国仅有3.2个。其实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少，而是质量差。其中绝大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本应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独立协调社会事物的各类民间组织依然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反映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难以真正拓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自协调机制也难以真正建立，必然造成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继续维持 “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是依靠更全面、更强势的政府行政干预，还是依靠更和谐、更灵活的社会协调机制？侧重点不同，结局可能大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密码在于地方政府竞争。我不否认地方政府竞争可以收到促进地方GDP高速增长的奇效，但长期这样搞下去，地方政府公司化将越演越烈。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缺乏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众多分散的市场主体只好单独与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平台。因此，当一些学者积极为中国模式树碑立传时，我一方面被那种“要让四海来贺”的民族豪情所感染，另一方面内心又十分不安，隐隐觉得最希望把现有体制固化为模式的，是那些权钱通吃的权贵。
但我对探索中国模式是乐观的。现在我国已经有近40万个社会组织，较之计划经济时政府完全垄断社会管理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社分开，解决“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弊端，就可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使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社会各阶层充分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合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提到“十二五”时期重要议事日程。当中国普通劳动者自组织能力与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社会关系相对稳定，民主法治基本健全，那时也许我们可以认真讨论中国模式了。
（演讲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