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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中国经济减速与治理思路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减速与治理思路》。FT中文网编辑根据张军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其他媒体在引用时,请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无论是在学术界、媒体界,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的减速。

经济的减速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是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减速的周期或者或减速的区间?经济减速是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呢?还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治理的方向都非常地重要。

首先我想大概描述一下现在经济减速的基本情况跟态势。第二,我想对经济减速的解释做一点评论,特别是对现有的看待经济减速的一些看法,做一点简单的评论。然后我想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然后我来做一些关于经济减速现象原因的讨论,最后我想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做一点建议或者批评。

三种解释

2007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明显的减速现象。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度目标增长率是7.5%,现有的估计值为7.8%-8.4%。往前看的话,增长减速现象至少在2007年甚至之前就可以观察到,理由是通货膨胀压力和预期的持续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制约了增长的空间。从2010年开始,政府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如此,无论是世界银行、IMF还是联合国,大家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会比较差,实际是有个减速的趋势。2013年会好一点,因为估计2013年欧债危机情况会好转,美国经济会好一点,但是有不确定性。

现有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现象,很多人都看到了,只是对于原因,大家的看法不一样。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中国经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总量上已经是超过日本。按照这个速率,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可以跟美国持平,人均GDP是美国的1/4。现在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即所谓“前沿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经济学有一个说法是“收敛理论”,越靠近这个墙速度越慢,离这个墙越远可以跑得更快。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空间可以追赶。这种解释认为减速很正常,中国经济的“分母”已经很大了,不可能跑那么快,减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二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归因于外部震荡。中国的减速是因为外部原因引起的,全球现在经济都不好,中国经济有一块是出口(当然我一直做研究认为,出口的功能被夸大了,中国经济出口总量很大,大概占GDP的40%,但是附加值只有12%。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实际上其影响不大,大概影响三、四百万人的就业,对GDP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这种说法认为,外部的需求在下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因为一直是靠外部需求,所谓的“三驾马车”拉不动了,所以经济自然就减速了。

第三种解释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把重心转移到了国内,认为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实行货币紧缩,就不能放贷,就抑制了国内的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很多人认为,政府现在放开,中国经济减速的趋势就会停止。但我还是要说,即使货币政策放开,通胀的压力马上又会起来,背后减速的原因还是没解决。

减速时代是否到来?

那么,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尺寸”特别大。当然我们说“尺寸”大,是经济很重要的特点,人均水平相对就比较小。所有进行经济增长预测的理论,都是用人均水平来预测的。现在有很多讨论说,中国经济减速是不是已经到来?因为中国经济分母已经很大,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Dwight Perkins)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1万-1.6万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7000-8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10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

预测增长减速的理论是“收敛假说”: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

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历史上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1/4的经济体之后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呢?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苏布拉马尼亚(Subramanian)2011年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PWT)的数据库中发现有25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8个经济体(日本、香港、韩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较快的(高于5.5%)的增长率。

研究还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4个,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

最近有三位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和Kwanho Shin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什么时候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论文中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的参数。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为美国的58%的时候(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之后增长率平均会减少2个百分点。

“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8511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很长的距离。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那时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那么,中国未来10年可以维持9%的增长率吗?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减速会大大提前,而我认为未来十年维持高速增长(8-9%)的可能性很大。

原因何在?

中国跟发达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非常巨大,所以赶超空间非常巨大。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减速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国总量大了,开始出现收敛的现象吗?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主要不是总需求的原因,因为不然的话,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在供给方面,简单地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减速引起的。

我的看法是,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过去五年经济在减速?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因为投入多了,而经济在减速,所以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生产率下降了。

总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两部分的变化合成的: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的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这些年,资本劳动比在持续上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一定是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为什么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般由两个原因引起:第一,长期的技术进步;第二,要素的跨部门流动。我的观察是: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全要素生产增长还是不错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要素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比如我们的农民,大量从农业部门出来了,出来了3亿多人,中国的农业投入是减少的,但是农业的生产率是提高的,农业的收成没有下降。中国过去30年作为一个发展中快速增长的经济,投入虽然在增加,但是在投入过程当中由于同样的投入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力部门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包括跨地区的、跨行业的流动,所以中国可以维持生产率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还是非常不错,比“东亚四小龙”平均对GDP的贡献都高。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比他们做得好,不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比他们发达,而是因为要素可以在行业地区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增长率的源泉。

为什么这些年来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了呢?我个人的解释是:在1999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之后,国有部门和大企业逐步垄断了高生产率的行业,使得非公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当竞争性行业的劳动工资在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上升之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开始恶化;由于难以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和进入,结果,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难以为继,形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长期现象,是2004年以来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持续上升带来的供给减速的结果。这个结果与2000年前后形成的供给过剩现象正好相反:那个时候,由于竞争性行业的工资下降,生产率增长迅速,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今天的经济减速,总供给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刺激需求没有用,刺激需求通货膨胀会上去,供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大量的竞争性行业来讲,一方面,大量企业的成本在持续上升,这是它们是所不能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向高生产率行业移动或者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它们进不去了。

什么原因?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以后,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财大气粗。竞争性行业越发达,利润越转移到上游,被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进行托拉斯化的战略,不仅做主业还做辅业,不再留下任何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可以进入这种空间。从1999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以后,这种格局就已经埋下了。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非竞争性行业越来越挣钱,它的钱是竞争性行业的资金转移上来的,是垄断造成的。非竞争性行业之所以挣钱,是因为竞争性行业在亏钱。在这种情况下,要素在行业之间,低生产率跟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流动,这个渠道基本没有了。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即使我们不断刺激需求,经济还在减速,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产生的?因为你不断地刺激需求,货币投放越来越大,但实体经济不能吸纳,因为实体经济在微缩。这些钱最后都进入了国有行业,他们拿这个钱可以做房地产,做金融,所以资产泡沫就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特别是2004年以后,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工资在持续上升的时候,又不能够很容易地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跨行业的流动,生产率只能是减速,不可能增长。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减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策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思考经济政策呢?首先要理解经济减速现象发生的原因。现在的政策导向背后的逻辑还是认为这是需求原因导致的——国际形势不好,国内的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但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造成的现象,因此要纠正增长减速,就必须确保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要维护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就要求竞争性行业的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跨行业的资本流动,将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与行业,实现持续的结构性转型。为此,把治理减速的政策框架从总需求方面调整到总供给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接管美国政府以后,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问题很严重,里根没有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换了一个思路,有人建议他用别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发现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所谓的“里根奇迹”,被总结为“供应学派”的革命,就是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给上。这一政策对我们有启发,“供应学派”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关注和考虑的。

我们应该促进企业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放松政府对上游和高生产率行业的保护与管制;鼓励垄断行业的边界竞争和市场准入;实行大规模的企业减税和减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鼓励竞争;在上游和垄断性行业更多鼓励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形式等。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 如果我们能很好解决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民间资本)跨行业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中国未来10年的GDP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8%-9%的范围。这样推算是因为:第一,追赶空间巨大:即使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人均收入也还只有美国的1/4,还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仍有容纳经济赶超的巨大空间;第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经验。

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3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尚需时日:我推算,经济结构变动推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至少20年。原因有两点。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去年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所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减速阶段应该尚需时日。

(注:本演讲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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