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期报告清华大学清华-布鲁金斯中心王丰教授、北京大学国发院徐建国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湛中乐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和陆杰华教授讲演内容。
王丰：生育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
王丰教授从三个方面报告。首先对世界人口大局变化进行简单回顾；其次对经济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关系进行描述，重点考察了随人口形势变化其它地区人口政策出现了哪些转变；最后，分析人口政策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出现两个特征。第一，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人口增长高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人口增长2%左右的时候也正是中国推出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第二，人口增长形势有“三个世界”，即低增长率的欧洲、出生率急剧下降东亚以及人口增长率较高非洲。
在人口增长高峰期，人们担心人口爆炸，担心没有足够粮食能养活世界人口。过去五十年间全世界人口增幅超过1倍，世界粮食产量超过3倍，同时全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50%以上，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减少。缺乏资源情况也并未出现。实际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60%。换言之，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全世界商品价格没有增长反而下降。
1975年以及2005年，全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从计量回归得到的曲线来看，人口收入水平上升和生育率下降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中国在这条曲线99%置信区间之外，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对生育率产生了很大影响，打破了原有生育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在2005年的中国在这个曲线99%置信区间之内。
2005年，在人口总量超过10万的197个国家中，74个国家被界定为低生育率国家，65个为中等生育率国家，58个为高生育率国家，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趋势。生育率水平过低的国家所占比重在过去三十年逐步攀升。1976年，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到2009年，尤其在亚洲、欧洲、大洋洲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该比例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和周边国家没有太大差别，而新加坡、日本、韩国等都已经开始推出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他们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并没有提高生育水平。世界其它多家也只有极少数采取的宽松生育政策在短时间内产生作用，比如俄罗斯和蒙古。
通过比较各个国家生育政策变化，可以发现诸多国家地区生育率水平低于或者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日本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年到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年的时间间隔长达17年，台湾为15年，新加坡为12年，韩国为10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年和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的时间滞后平均约为15年。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年至今已经有21年，中国依然没有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未来4年之内会不会进行独生子女政策调整，能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依然悬而未决。
从全球范围看，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对人口爆炸担心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现在属于低生育率的国家，按照其它国家的经验，生育政策随着生育率变化都会进行调整，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新的生育政策以鼓励生育。但是，从东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应有效果，鼓励生育政策成效可能小于控制生育政策成效，让人不生孩子比较容易，让人生孩子这事会变得更复杂。
徐建国：高房价与低生育意愿
中国生育率已属较低。据六普数据，中国人口生育率为1.18，上调后可能达到1.8。低生育意愿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低生育率水平。联合国数据显示，除梵蒂冈外，生育率最低国家或地区都是华人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中国。计划生育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大陆低生育率，但不能解释澳门、新加坡、香港的情况。用文化解释华人区生育率也缺乏说服力。很多国家移民生育率远高于本土生育率。2004年华人移民在美国生育率是2.3，韩国移民在本土和海外生育率也相差0.4。
哪些经济、环境变量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生活成本是关键变量。生活成本包括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1998年住房改革后，房价快速增长提高了育龄人口的生活成本，高房价和住房面积约束进而减少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国省级数据显示，城市生育率和城市住房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商品房价格和总和生育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控制收入因素后，房价收入比和总和生育率负相关仍非常明显。
日本的经验事实也能佐证高房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日本是OECD成员国，六七十年代很发达的国家，但日本大规模工业生产大规模出口老龄化速度比英、美、法快的多，日本人口在八十年代就显著下降，日本政府采取一些刺激政策，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加大。现在日本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其他OECD国家。文化因素导致日本低生育率吗？事实上不是。二战后有六到七个孩子日本家庭非常普遍，但日本人口八十年代显著下降。日本经济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影响值得反思。六七十年代时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规模生产同时大量经常项顺差。从1960年至今，日本的实际利率都低于其他OECD国家实际利率。日本低利率政策维持了整整四十年，房地产价格也上涨了四十年。日本用低利率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催生了资产泡沫，增加了年轻人生活成本，从而导致老龄化快速到来。
湛中乐：从战略规划与权力保障看现行生育政策调整必要性与可行性
新中国人口法制经历缓慢而曲折变迁，折射一个大国对人口问题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思考历程，也折射出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制度价值的新生。建国初期不存在计划生育法制，人口政策主要参照《婚姻法》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推出，1978年《宪法》第53条第3款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宪法》更以两条规定了与计划生育有关内容。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当前计划生育法制体系是中央“一法三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部分部委规范性文件。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以政策强调行政逐渐过渡到依法行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和谐精神。
目前，我国人口法制正在由战略规划色彩浓厚时代向权利保障意识鲜明时代过渡。早期人口生育国策产生越来越多问题。为应对问题，中国人口法制正在经历革命性变迁，由纯粹把人当作一种资源和负担进行数量控制与战略规划，逐渐转到重视人本身权益、重视医疗、保健、教育、家庭关怀和社会发展定位上来，强制手段在逐渐柔和化、人性化，生育限制在逐步宽松化、灵活化，法律定位由纯粹的管理走向更多的服务，整个人口法制在法律价值和法律技术上都产生了重大改变。
当前的生育政策是作为国家战略之一。而纯粹以国家战略为内容的人口法制与以权益保障为核心的现代法制精神格格不入。我国的人口法制要与现代法治精神的人权保障取向相适应，就必须从根本上尊重每个人自主而理性的生育决定。
最后，湛教授反思生育政策调整必要性与可行性。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威胁不断迫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惊人耗费及社会成本，同时民众意见极大，这都使得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生育政策的调整应当放开二胎限制三胎，这并不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相反还会有助于消除未富先老的严重弊端，顺应民众意愿使得计划生育工作得到民众理解，执法也会更加顺利，社会冲突和人员伤亡大大减少，也消除了二胎审批中大量寻租空间和社会不公呼声。市场也已经日益起到调节生育意愿的作用，高昂的抚育成本使得许多人的生育意愿下降。
我国人口法制未来道路，首先需缓和规制措施，建立指导性计划。未来国家不应再强力干预家庭计划生育数量和时间，而应让公民自主负责任地选择。尤其是层层下达指标和配额应逐步取消，代之以更灵活的指导性人口发展目标。其次，需要建立生育权的保障机制，生育权是公民个人基本人权。再次，需要扩大人口法制覆盖范围，完善救济途径，确保权益保障目标。公民应该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充分理解尊重国家基本国策的情况下，自愿而非强制的实行国家的政策措施。
李建新：人口变迁及更替规律与大国兴衰
首先，李建新教授介绍了人口变迁的基本情况。从人类发展轨迹来看，人口自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都处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状况中，该状况在二十世纪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了低出生率和较低死亡率。这导致二十世纪人类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然而，发达国家人口总量和增速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和总量高于发达国家人口增速和总量，这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口二元格局。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青少年人口所占比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更加剧烈、速度更加快、程度更加高。另外，与其它传统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有一点差别，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快速转变过程中还出现了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调，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
其次，李建新教授阐述了人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增长不在于数量的多或少，也不在于增长率的高或低，而在于内部结构的变化。因此，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还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只考察了人口转变初期的总量变化。生育率迅速收缩将导致家庭脆弱性和单一性，而宏观性别结构失衡将会导致婚姻挤压社会稳定的问题。
现在最受关注的是中美之争、中印之争。从人口结构来看，目前我国最有创造力人口是1.2亿，到2050年这部分人口缩减一半。美国最具创造力人口一直持续稳步上升态势，所以美国专家对于美国未来发展很有信心，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中国依然无法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同样，当前印度发展不及中国，但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印度经济发展是非常稳健的、也非常有持续力。中国追赶美国并没有后劲，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并不乐观。
最后，李建新教授总结道，政府不应该在生育政策调整方面有所犹豫，如果政府放松了生育政策、制定了主张多生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应当更加重视调整人口结构，而不仅仅是调整人口数量。只有人口结构发生了积极改变，人口质量出现了提高，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才能保证国力不衰。
陆杰华：生育政策完善的可行性、利弊及政策建构思考
当前有关生育政策调整争论焦点主要是以数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如何。如果人口对资源环境是硬约束，生育政策就不应调整；如果人口对资源环境是软约束，那么生育政策应当进行调整。
生育政策调整具有可行性。可行性在于我国有很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有800万“二孩”的实践成果，也有人们生育观念不断变化，比如人们对子女数量追求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当前，民众希望完成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政策调整越早越能够顺应民众的需求，也越能够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有三方面收益。短期收益包括，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强政策方针的一致性；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减少溺爱子女现象繁盛；增加家庭人口数量，刺激国内刚性消费需求；避免生育成为奢侈消费品，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其中期收益包括，增强社会养老能力，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缓解人口增长不平衡状态，避免人口逆淘汰现象；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需动力。其长期收益包括，减轻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降低老龄人口所占比重；恢复家庭伦理生态，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持劳动力队伍的长期稳定，避免经济发展长期波动；增加青壮年人口规模，有利于国防建设的稳定。
要确保生育政策的公平，消除政策的城乡差异，实现城乡同策。人口生育不应立即放松，而应当按照人口规划进行适宜调整。此外，我们还需要合理规划人口总规模，针对不同生育率，制定相应的人口总规模目标。生育政策的要点应当是“不再鼓励一胎，允许二胎，并不许三胎，个别地区和人群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