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们分四期来报告此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余乐安研究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李宏彬教授、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教授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教授讲演内容。
余乐安：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政策调整
中科院数学系统科学所采用系统动力学法、投入产出法预测未来50年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系统动力学法利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把总人口分21个年龄段（每5年为一个年龄段）分别做趋势预测。如果一对夫妻只生1个孩子，2048年老年人口数（65岁以上）达3.114亿，2060年社会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达到70.7%，老年抚养比57.1%。如果一对夫妻生1.5个孩子，2048年老年人口数为3.118亿，2060年社会总抚养比65.7%，老年抚养比44.2%。如果一对夫妻生2个孩子，2048年老年人口数为3.123亿，2060年社会总抚养比64.8%，老年抚养比35.3%。总体来看，三种不同情形下全国总人口都呈下降趋势。政策系数越大（夫妻生育的孩子越多），总人口峰值时间越晚，峰值后人口减少的速度也越慢。即使现在调整人口政策也能延缓老龄化进程。五十年后我国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国民福利水平将下降。
余乐安教授接着用人口投入产出法预测中国人口结构。原理是先使用人口出生、迁入、死亡和迁出数据编制中国人口投入产出表，然后利用人口投入产出模型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未来十年、二十年人口总数和各年龄段人口数量。主要预测结论分育龄妇女和老年人两方面。我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我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人数为3.39亿，占总人口比重24.38％，晚婚晚育政策、人们生育观念转变以及不孕不育率提高等原因都导致育龄妇女比例不断下降。
余乐安教授随之用系统统计学的方法构造人口经济、社会、科技、自然环境的模型，用以预测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状况。其主要结论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难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但对人均生活水平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政策调整增加了人口数，明显降低了人均可支配财富。
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势在必行，而调整路径，调整时机则是多目标优化的过程。根据我国未来50年人口趋势预测，无论哪种政策系数，我国总人口数大约在2030年达到峰值，老龄抚养比不断增加，儿童抚养比不断降低。中科院的研究结果响应了曾毅教授的报告——越早开始全面实施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1.7倍，更有利于充分享受现有人口红利及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
李宏彬：人口转型与经济兴衰——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对中国启示
近期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正经历大震荡。八位欧洲领导人因欧债危机下台；美国史上首次被本国信用评级机构降级；日本过去十年换了七个首相。促使这些现象发生的共同长期因素是人口结构。
中国人常错误解读马尔萨斯人口论。1798年《人口论》分析的是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其基本假设是农业生产技术不变。而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技术突飞猛进，各国人口快速增长。美国人口增长又进一步刺激技术创新，并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业化科技进步过程的人口转型。人口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刺激作用。
人口结构转型和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中国人口年轻，储蓄率高，有大额贸易顺差；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储蓄率低，大额贸易逆差。二战后婴儿潮促成了日本、西欧经济高速增长。九十年后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日本、西欧经济发生巨大逆转。表现之一是经济增长停滞。日本经济从九十年代至今持续二十年长期低迷；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包括英法等欧洲国家也面临债务问题。表现之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包括储蓄失衡、贸易失衡。表现之三是美国房地产危机。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婴儿潮一代劳动力逐渐进入市场，导致九十年代前美国房价持续上涨。婴儿潮一代人逐渐退休，且下一代人口出生率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房屋需求，导致美国房价下跌。
人口结构转型引起财政支出增加。从2007年开始德国每三年增加的养老成本相当于GDP的1%。日本到2020年上班人口与退休老人比例是4：1。人口快速转型导致的后果是政府为了维持原有福利不变不得不四处借债。此次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是人口转型导致的财政危机或社会福利泡沫破灭，欧洲不得不通过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走出危机。
试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降到5亿，劳动力比例降到50%，将产生那些巨大影响？也许比日本要糟。中国除人口总量问题，还有人口结构问题，例如性别比长期失调。结果是婚姻市场失调。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力短缺程度远高于男性。随性别比失调程度增加，男女婚姻中年龄差距、教育率差距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性别比失调使犯罪率上升。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罪犯？16-30岁单身男性。这点全世界都一样，因为他们犯罪成本最低。
李建民：未来人口老化龄与劳力资源萎缩对中国经济影响
南开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用CGE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
首先根据投入产出表编制社会核算矩阵。目前我国劳动参与率（15-60岁作为劳动人口年龄）是75%，该数据结合四种情形（1.3、1.6、1.8和2.1四种不同生育率水平）的人口预测结果估计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预测的结果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25年之后出现明显下降。
接着用人口数据预测储蓄率。日本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老龄抚养比上升）和储蓄率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中国1990-2009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并没有显示两者负相关，其中原因是虽然该时期中国老龄人口不断上升，但是中国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导致老龄化水平和储蓄率水平反而出现正相关。由于人口预测着眼于未来，因此应选择日本作为参照对象。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日本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系数为-0.809，少儿抚养比影响系数是-0.7。老年抚养比或少儿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储蓄率降低0.81或0.71个百分点。
根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李建民教授设计出抚养比对储蓄率影响的低（-0.7/-0.6）、中（-0.8/-0.7）、高（-0.9/-0.8）三个方案，然后在四种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预测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在三种储蓄率方案、四种生育率水平下的一致的预测结果是，2015年后中国GDP将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超低生育水平严重损害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中国有两个决策变量——TFR（生育水平）和TFP（全要素生产率）。提高TFP促进经济增长战略将是中国的重要选择。通过人口政策改变生育率水平也是核心变量，但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滞后于形势变化。中国的改革靠危机推动，生育政策调整也许也靠危机来调整，如陕西事件。我们应改变功利化的政策，回归人性和基本人权。
卢锋：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因素分析（1990-2030）
与国际经验和普遍规律相一致，我国农业劳力占比从改革初期超过七成下降到2010年约35%。随经济持续增长，估计该占比值未来20年仍会以年均略高于一个百分点速度下降。哪些结构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就业转型进程？如何定量估测这些驱动因素贡献？
估测结果显示，在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1.1%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数量将从2010年2.7903亿人下降到2030年1.0735亿人，同期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从35.6%下降到13.6%。2005-2010年新进入量、转出量、退出量、非农劳动力变化等四个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15.1%、38.3%、34.7%和42.2%，到2025-2030年四因素贡献率将分别变为-22.6%、49.8%、54.3%和18.5%。
未来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将从2005-2010年间年均849.4万人，下降到2010-2015年658.2万人，此后2015-2030年间大体维持在540万人上下。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和高位降速假设下，转出量将在2010-2015年分别下降494.4万人和756.2万人，2025-2030年间分别下降388.2万人和694万人。可见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期已过，然而这个历史进程仍将长期持续。
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将从2005-2010年间年均768.6万人，下降到2010-2015年间年均609.2万人，此后15年预测期年均下降567-590万人上下。转出量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从2005-2010年34.7%，上升到2010-2020年45%上下，2025-2030年进一步上升到54.3%。年老退出影响呈上升趋势，甚至可能成为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单个最重要因素。
2005-2010年间我国年均非农就业新增量1393.8万人，此后四个五年期年均新增量将依次下降到1057万人，962万人，840万人，701.6万人。比较两个20年，1990-2010已有数据时期实际年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约1117万，2010-2030未来预测数据时期年均需创造890万个。从就业转型进程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仍将长期存在。
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形势演变特点，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应在提升经济增长结构与质量同时加快培育城乡劳动市场体系以促进就业增长，通过推进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要把就业政策调整与人口、户籍、土地制度改革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以保障就业和经济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苏杨：如何理性看待人口城镇化、生态资源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有四难。第一难是中国有效人口密度高，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按国家总面积算中国人口密度不高，但是分省看，东部沿海各个省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所有经济大省人口密度都大大高于韩国。人口过度集聚加剧环境污染，很多城市环境指标正明显恶化，北京、浙江、江苏、广东人地关系紧张。第二难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调，未富先老、男多女少。第三难是人口分布没有过疏，只有过密更密。第四难是人口素质是百年大计，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统筹解决人口结构难题有两个聚焦点：老龄化和城市化。苏杨研究员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判断是，人口存量是长期问题，年龄结构在短期不够成大影响。各省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各不相同。农民工大量转移使发达地区城市老龄化速度慢于预期，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老龄化速度反而快于预期。大量劳动人口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后，单位劳动力实现更大经济产出。
学界研究成果表明，现在放开生育率在2050年后才会显示政策效果，在2030年前对老龄抚养比影响非常小。在人口政策显示政策效果前，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还要靠统筹调整相关社会政策。首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鼓励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其次是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如何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密问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拥挤程度调查，北京、上海、深圳人口密度（建成区人口密度）高于纽约，和东京最核心的23区相当。高人口密度带来严重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密问题还有两个制度性障碍。第一中国城市是行政区概念，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第二中国城市分等级，通过非市场行政力量集中优势资源，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城市行政级别。参考日本三大都市圈的经验，建议把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建成区分散到市区和市域，类似东莞32个镇的模式。这样才能舒缓人口过度聚集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才能根治城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