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第十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发表题为“社会因素与个人选择”演讲，介绍了他最新研究成果——社会互动和个体行为，从经济学视角来解读社会学问题。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是世界著名智库圣塔菲研究所经济项目主任，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是《经济增长手册》的编辑之一，负责编辑第二版《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杜尔劳夫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社会互动以及收入分配和贫困，这次演讲的社会互动与个体行为的关系是他的最新研究方向。以下为此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用三位小说家的作品开场，通过分析小说家描绘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互动能够解释很多现有的社会问题。他列举了一些社会互动可以帮助解释的事实。如美国2005年非婚生子比率，在白人中是25.4%，黑人是69.5%，拉美裔是47.9%，亚洲及太平洋岛民则是16.2%。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婚生子现象在不同人群间有明显的差别，最高的是黑人的接近70%，而最低的亚洲及太平洋岛民则不到20%。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中生吸烟率，根据2007年数据，美国高中生吸烟率在白人男性中是23.8%，白人女性是22.5%，黑人男性是14.9%，黑人女性8.4%，拉美裔男性是19.7%，拉美裔女性是14.6%。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吸烟这一行为在不同人群的明显差别，首先是男性一般高于女性，而且，白人明显高于黑人。这两个例子都清晰地说明了社会互动对个人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此，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提出了社会互动的三个渐进的基本概念。第一，个体的信仰、偏好和机遇往往受到集体成员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是相互进行的，所以一个人采取一个行动的可能性或水平会随着其他人的行为或某些特征而增加。社会乘数由此而来。第二，集体成员会随着社会互动的进行逐渐演变，形成不同的阶层，由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区隔。第三，随着各阶层和家族持续面对不同的互动环境，社会不平等和贫穷会加剧。一个限制性的例子便是贫困陷阱。
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接着介绍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社会互动论最主要的特征是：第一，个体激励和社会结构的结合能更全面地解释个体行为；第二，在一个混杂的人口中，群体行为会随着社会互动不断涌现。社会互动的例子有很多，典型包括同辈群体效果、榜样、社会规范和社会学习等。一个重要的批评是社会互动模型通常不能把这些现象明确地模型化。而在斯蒂夫教授看来，这些社会互动模型在生育、教育、就业、健康、语言、犯罪、甚至在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和技术的采用等多种领域，都具有较可信的解释。
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认为，能够产生社会互动的群体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内生型群体。这包括邻里、公司和学校。原因在于这些群体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说是内生的。第二类称为“外生型群体”。这包括民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因为这些通常是先天决定的，所以称为外生的。
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接着介绍了这一研究的理论性质。从经济学解读社会互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特征，这包括非线性和社会乘数及多重均衡和相变。而且，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意义，即不依赖关于互动结构的诸多细节的假设。
实证分析中，确定集体在决定个人结果的因果作用上存在困难。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会表现出相同的相关性。统计上的问题是要解决对于给定的数据集如何区分不同的解释。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认为社会互动的证据是很有力的，但是由于定性的性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就是个人行为的异质性，如在研究贫困的问题时，要求把贫困社区作为互动的、随机的过程用显示解模型出来。
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运用计量经济学上的一个统计学模型，详细分析了两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案例，“强盗窟实验”和“服从权威实验”，以此来解释社会互动是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其中“强盗窟实验”指的是谢夫以响尾蛇队与鹰队为实验进行研究，故意设计一些事件，从中去发现内团体、外团体之间的种种冲突与合作；“服从权威实验”指的是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米尔格兰姆做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天性，在某些情景下，人们会背叛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道德规范，听从权威人士去伤害无辜的人。在这些实验中，社会影响的证据非常有说服力。而且，这些实验也清晰地处理了上面所说的统计分析上的因果问题。但是，与贫困相关的行为解释仍然很不清楚。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也介绍了一些“自然”实验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但他也指出了各自的局限。
斯蒂夫•杜尔劳夫教授也与林毅夫教授以及在座的专家和同学就家庭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如何打破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边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并有趣的探讨。
最后，斯蒂夫•杜尔劳夫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公共政策建议。首先是关于社会群体再分配，比如扶持行动、校车整合和特许学校等。另外，还有机会均等。他认为，在公共领域里，社会互动论依然是一种思考工具。社会互动模型能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公共政策的效果。公共政策的一大目标是，减少个体成果对与个体无关的因素的依赖。而很多群体成员恰恰就属于这类因素。因此，政府通过平权运动等形式，进行群体再分配有其合理性。同时，斯蒂夫•杜尔劳夫教授强调，社会互动论表明公共政策的效果是高度非线性的。我们不能通过对小型政策干预的效果按比例加总，来评价大型政策干预。比如，大规模推广的平权运动效果有可能还没有小范围实施来的有效。原因之一是大规模的干预可能会改变一个群体自洽的行为。非线性给最优政策设计带来了新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一直存在于社会互动论影响的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