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5日至6月26日，第14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来报告此次年会的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哈佛大学Martin Feldstein教授、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伯克利大学Alan Auerbach教授的演讲内容。
林毅夫：中国和世界经济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是中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1990年，中国的经济年增长9%；90年代，许多人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如此快速增长，出人意料地是，中国在1990-2010年间年增长率提高到10.4%。在一个人口如此巨大的国家，这么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奇迹。第二，在1979年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GDP比重不到2%，2010年已经超过9%，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1979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几乎可以忽略，而凭着出口年增长率18%，中国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者，占世界商品出口的份额从1979年不足1%，增加到2009年超过8%。第四，1980年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3还要少，而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倍多。第五，中国贸易结构已经从有限的少数商品贸易转型到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成为世界工厂。第六，中国还是区域和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驱动力。中国成功战胜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驱动力。
林毅夫教授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后发优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仅为美国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1975年的中国台湾十分类似，并且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也与这些国家或地区十分近似。按照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经验，中国经济依然有潜力再保持20年的8%的较高增长率。
中国在2030年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后来的发展经验，在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再增长20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30年可能会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那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2倍，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规模也至少和美国一样大。
然而，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高收入国家正经历着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低投资回报率的艰难时期。中国自身也面临三重失衡的挑战，即外部经济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和全球重新平衡的需要，中国需要转向内需的再平衡。中国也需要重新平衡收入分配，以解决持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来保持社会稳定。另一个再平衡要求平衡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环境可持续性。
林毅夫教授认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转变。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加速，并追赶上工业国家，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维持或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分化。在2000年之前，世界经济由G7主导。但在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加速增长。G7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被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2000-2009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五个国家中，中国、印度、韩国和巴西就占据了四个席位，多极增长的世界正在形成。
未来二十年中国对多极增长世界将会有五大贡献：第一，中国会为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扩张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第二，中国的快速增长也会充分支持商品价格；第三，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为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第四，中国会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龙头，随着中国升级到更复杂的商品市场，中国会为低收入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五，中国也会促进新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国在G20框架下的话语权会更大，人民币也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总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通过进出口、对外投资、产业转移等方面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Martin Feldstein：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Martin Feldstein教授阐述了他对欧元区经济危机的看法。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这便需要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来着手。欧债危机的爆发有其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纷纷推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内部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相对脆弱。
尽管欧元简化了贸易，它却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单一货币意味着单一货币政策与单一利率，即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状况有着巨大的差别，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却对之一视同仁。
单一货币也意味着本国货币对外币汇率相同。对于欧元区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种汇率机制阻止了市场对长期贸易逆差自然反应。欧元区各国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产品竞争力直接表现为生产率的高低。欧元区南北国家在生产率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导致了南部国家在产品贸易上无法与北部国家竞争，赤字越来越大。同时，欧元区国家固有的刚性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
欧洲债务危机国家面临四方面风险：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过高、经济增长低迷、银行风险加大以及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在诸多债务危机国家中，希腊是最典型的代表。希腊问题是十分严峻的，这是由于希腊经济结构自身导致的。希腊自身的债务率要远远高于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而且希腊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处于高位。希腊政府融资成本和债务比例持续攀升，财政状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希腊的银行系统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流动性问题，而这部分是由于银行持有的大量的政府债务造成的。
Martin Feldstein教授也就欧元区的前景或者解决办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退出欧元区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退出欧元区之后，希腊货币价格的确定也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如果选择留在欧元区，那么欧元区相对发达的国家应当给予希腊更大的援助和经济发展空间，这需要更多的政治协调。他同时也指出，对于欧洲来说，财政监管机制也迫切需要改革。欧元区国家拥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汇率，但在财政方面却各自为政。欧元要重获竞争力，必须在财政机制上进行改变。另外，他认为欧洲中央银行也要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以解决目前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和巨大的风险。
Martin Feldstein教授也谈到了欧元区各国和美国各州之间的异同。他建议欧盟学习美国州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美国50个州都有各自的税收政策和财政预算，互不干涉，但是州政府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普遍很低。这是因为每个州的法律虽然允许州政府为固定工程项目在资本市场融资，但严格禁止州政府为维持日常运作的固定花销而借贷。这使得州政府的债券在资本市场比较受欢迎，州政府可以以低成本融资。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州政府还存在差异。欧盟毕竟没有中央政府，不能进行跨地区的转移支付，而成员国还需要按照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采取逆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展望
中国经济在再平衡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具体表现为贸易盈余显著地减少，家户消费占GDP比重也在回升。这是由基本的市场力量驱动的，不是受到特定政策影响。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最高点8.8%回落到2009年的4.36%、2011年的2.53%，2012年第一季度只有0.22%。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最高点9.81%，迅速回落到2011年的2.71%，2012年第一季度只有1.37%。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贸易盈余的下降？是消费还是投资？从2005年起贸易盈余占GDP比重的增长已经放缓，从2008年起转为下降，2008-2011年平均每年下降1.6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2005年、2006年还在继续下降，但从2007年起由下降转为上升，2008-2011年平均每年增加0.56个百分点。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2008-2011年平均年增长1.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05-2011年间已经升值了21.9%。
李教授认为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数据严重有偏。官方统计数据是基于家户调查，对城市里36000个家户随机系统地采样和日常分项记录。中国的家户调查有显著系统偏误，包括抽样偏误和家户汇报偏误。按照官方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1年，消费率大体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接近50%降到1994年的45%以下，此后一直在45%左右徘徊，进入2000年后，消费率一直下降到2011年的33.5%。按照调整后的数据，在1990年到2007年的变化趋势与官方统计数据吻合，但在2008年及之后，变化方向并不是官方统计的下降，而是上升，从2007年的36%上升到2011年的39%，而不是官方统计的从35.1%下降到33.5%。
消费刺激政策包括两个重要的项目，一个是汽车项目，一个是家电下乡项目。汽车项目金额为300亿人民币，只占家户消费增长的0.3%；家电下乡项目金额为9200亿人民币，只占家户消费增长的9.2%。社会保障网络改善能解释家户消费增长的0.13%。新农合的覆盖面从2005年的0.9%上升到2010年的6.9%，依然较低，而最低生活补贴的覆盖面甚至从2005年4%下降到2010的3.5%。
消费增长主要因素是劳动收入的提高。从1991年到2010年，我国消费增长率与劳动收入增长率变化方向保持高度一致。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对消费占GDP比重有显著的正影响。根据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和人均GDP水平呈U型规律，我国正处于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阶段。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41.1%上升到2009年的47.11%，对应消费率也从2007年的35.99%上升到2009年的38.59%。
Alan Auerbach：长期财政问题
Alan Auerbach教授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是怎么形成现在的财政状况？第二，未来10年，美国财政的前景如何？最后，美国财政问题长期会是什么表现？其他国家长期财政与美国之间会产生怎样交互影响？
2001年开始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增加。2001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潜在GDP的比重从不到3%增加到2011年接近6%。2001年经济发生衰退，但随后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于是2002年以后，立法支出、利息在逐渐增加。并且2000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国防建设及医疗计划使得政府支出有所增加。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经济表现较弱，再加上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RRA）、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等项目的实施，于是财政赤字逐年上涨。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预算估计，希望未来十年内，美国财政赤字会有一个大幅的下降。2012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赤字规模大约占到GDP比重的7.5%左右，而到2013年，预计财政赤字规模能降到GDP比重的4%左右。到2017年，财政赤字规模降到GDP的1%左右并维持在此水平。
悲观者认为，未来8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18%左右，而乐观者预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能维持在22%左右。并且，悲观者认为，未来10年内，财政支出会由占GDP比重的22%下降到20%左右，但长期看财政支出会一直增长，到208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0%左右，乐观者虽然也认为长期财政支出会一直增加，但却不会增加那么快，到208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5%左右。悲观者和乐观者对于国内债务的预计相差甚远。2012年，国内债务占GDP比重为80%左右，悲观者认为，长期来看，到2082年，国内债务会占到GDP比重为800%左右，而乐观者却认为国内债务不会如此快速的增长，到2082年，国内债务仅为GDP比重为300%左右。
仔细考察长期财政缺口的状况，会发现暂时或永久性地增加税收，或是消减支出，或是两者相结合，能使得债务占GDP的比重在长期保持和现在相同的水平。国会预算办公室对财政预算进行基线预测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假设。一是，从现在至2022年，考虑三种不同情形。而2022年之后，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比重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二是，社会安全方面的开支由受托人报告估计得到。三是，医疗救助计划的开支估计来自于三个方面，分别是医疗救助计划受托人委员会，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CMS）精算师和国会预算办公室。
基于这些假设，国会预算办公室对财政预算进行基线预测，根据医疗救助计划受托人委员会得到的健康项目的开支预计到2089年会占到GDP比重的2.18%，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3.12%，而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CMS）精算师得到的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明显高于根据医疗救助计划受托人委员会得到的预计，到2089年健康开支会占到GDP比重的3.56%，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5.38%，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则会略高于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CMS）精算师得到的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到2089年健康支出会占到GDP比重的3.67%，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5.97%。
奥巴马的财政预算中，到2089年，根据医疗救助计划受托人委员会得到的健康项目的开支预计会占到GDP比重的3.22%，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4.1%，这一比重明显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预测。而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CMS）精算师得到的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也明显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预测，到2089年健康开支会占到GDP比重的4.58%，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6.34%。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替代方案，奥巴马财政预算预计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到2089年会占到GDP比重的4.69%，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6.91%。
扩展政策对于健康支出的预计不仅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财政预算基线预测，也明显高于奥巴马财政预算。扩展政策中，根据医疗救助计划受托人委员会得到的健康项目的开支预计到2089年会占到GDP比重的5.21%，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6.21%，这一比重远远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财政预算基线预测。同样的，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CMS）精算师得到的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也明显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预测，到2089年健康开支会占到GDP比重的6.64%，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8.56%，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替代方案，扩展政策财政预算预计健康项目的预计开支，到2089年会占到GDP比重的6.76%，而永久来看，会占到GDP的9.16%，比重都远远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奥巴马的财政预算。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较大的财政预算缺口。例如，根据现在基线水平预测，到2060年，英国的财政缺口会占到GDP比重的8%左右；如果没有初始债务，英国的财政缺口到2060年会占到GDP比重的7%左右；如果没有养老金或健康开支的增长，英国的财政缺口到2060年会占到GDP比重的3%左右。
从1972年到2022年，社会安全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占整个非利息支出的比重呈上升态势。而自由裁量方面的开支占整个非利息支出的比重却是在下降的。不仅是在美国，其他一些国家也是一样，老年人津贴项目是关键因素。想要应对长期的财政问题，财政结构的整体变化是比较大的，需要考虑增加税收。但是当前经济运行比较弱势，并且长期财政计划范畴下，需要重新规划财政支出结构，这些情况都导致未来长期财政状况会面临严峻挑战。
（刘晓光、黄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