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5日至6月26日，第14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本期简报报告的是清华大学张磊研究员、欧阳敏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James Poterba教授以及牛津大学Christine Wong教授的演讲内容。
张磊：社会保障税和守法纳税
守法纳税影响了税收体系的效率和再分配性质。由于发展中国家法律执行力较弱，逃税和避税现象在发展中国尤为普遍。由于存在较高的法定工资税率、税收贡献率和收益的不匹配以及较弱的法律执行力，逃税和避税现象在中国也十分普遍，为此中国政府正在尝试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个背景下，张磊研究员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中国，雇主和雇员都有动机来进行避税。张磊研究员使用了微观个体和企业两方面的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其中，微观个体数据来自于2002-2006年的城市家庭住户调查，包括7个省90多个城市每年12000个家庭住户；企业数据来自于2004-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调查。
在中国，社会保障系统中的雇主养老金贡献率与地方政府遗留债务有关；雇主医疗保险支付率与中央政府设定的基准偿付水平相关；雇员养老金贡献率按照地方政府规定的速率逐渐增加到8%。然而，为了平衡政府预算，雇主养老金贡献率、雇主医疗保险支付率以及雇员养老金贡献率都会发生变化，它们的调整与地方经济和工资增长密切相关。此外，各个城市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临时的降低税率来鼓励守法纳税。这便导致了各个省份各个城市的工资税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便可以加以利用来识别工资税率对雇主和雇员避税行为的影响。
张磊研究员计算了计量模型中的关键解释变量工资税率。她首先根据正式部门雇员数量、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年平均工资，计算出整个社会工资税的税基；随后，她将年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与工资税的税基之比作为工资税率。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对社会保障的贡献率、企业对社会保障的贡献率以及社会保障的参与率。
研究结果表明，工资税率越高，社会保障的参与率越低，并且高工资税率导致了计税工资的低报。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剧了逃税和避税行为。对于企业而言，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守法纳税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大型企业更有可能守法纳税，外资企业比国有企业和国内私有企业更有可能守法纳税。
最后，张磊研究员总结道，此项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税率对逃税、避税行为影响的新的例证，这将为未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改革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
James Poterba：美国财税改革的前景
首先，James Poterba教授阐述了当前美国财政的现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出现了巨大差距，入不敷出的情况开始出现，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改观，财政出现了盈余，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又出现了财政赤字，这归因于美国于2001年和2003年采取的减税政策。另外，2011-2012年工资税也从12.4%下降到10.4%。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的财政赤字在2007年之后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预计到2013年初，债务上限将再次提高。由于减少赤字在政治上存在协调的困难，任何可持续的长期解决债务的办法将必然包括税收改革和税收的增加。
增加税收收入主要有两种方法。首先，政府可以提高收入税率。James Poterba教授建议提高最高税率，将调整后收入（AGI）大于25万美元的税率提高一倍，那么政府将获得相当于GDP3%的税收。将调整后收入大于100万美元的税率提高一倍，那么政府将获得相当于GDP1.2%的税收。
其次，政府需要扩大税基。James Poterba教授认为当前，扩大税基的办法有以下几种：第一，取消减税的政策，或者按比例缩减减税额，积极的扩大税收来源。然而这种措施可能会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阻碍；第二，对调整后收入和可征税收入重新界定，增加这部分可征税收入；第三，增加新税收收入来源，比如环境税和汽油税，2009年拍卖绿色气体排放许可证，获得了8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每加仑汽油征收1美元便可以产生14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此外，政府还可以征收增值税，2011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约为10.9万亿美元，按照3%增值税等于1%GDP来计算，如果征收1%的增值税，那么每年可以产生500亿美元收入。
最后，James Porterba教授指出，未来，对于美国财税政策而言，与经济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利益集团的博弈对税收政策的制定将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债务激增、经济产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强财政纪律，进行财政整顿将是维系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有效措施。
Christine Wong：中国的财政分权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近10%上升到2011的51.27%。中国城市转型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加了5亿，2000-2010年间，上海城市人口从1600万人增加到2300万人，北京城市人口在2008-2010年每年增加了50万人。这对公共财政带来了新的挑战，为这些新的城市居民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从何而来？
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承担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责任。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也将养老金和医疗、教育、住房、失业的责任从国有企业转移到政府。因此在城市化高速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相对较大的。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完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呢？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如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Christine Wong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仅仅依靠税收和转移支付是远远不够的，而预算法也不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借贷。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财政和特殊的融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对城市化进程进行融资。但是，这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后果，比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并不可持续，以及地方政府容易形成预算软约束。
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风险，并对政府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财政部并没有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监督，金融市场也并不能促其自律的行为。与政府关系紧密的银行也缺乏足够能力来评估批准给地方政府的信贷。
最后，Christine Wong教授总结道，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它产生了一个有风险的、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当前中国政府应当积极的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使地方政府不再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和银行支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地方政府的债务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欧阳敏：财产税和住房价格
中国住房存在泡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全国住房均价至少上涨了70%，某些城市的住房价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而根据非官方统计数据，2005-2009年间，全国住房价格翻了三番。北京的住房价格与年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是国际平均水平的5倍。
欧阳敏副教授认为住房市场泡沫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低利率和银行贷款的增加；第二，2008年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第三，地方政府收入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第四，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以及中国投资渠道的狭隘；第五，文化因素，比如男性娶妻需要购买新的住房。
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国家不同，中国住房并没有征收房产税，这使得中国存在着较高住房投机需求，现有调查研究便表明，当前大城市存在大量的空房，这部分空房便是作为投机的工具。
房产税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来抑制房价高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呢？欧阳敏副教授尝试利用中国的案例来进行分析。2011年1月28日，重庆和上海实施了房产税试点改革，其目的便是要使得房价回归合理价位。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房产税作为一个再分配工具改善了社会福利；同时，它也打击了住房投机。此次房产税效果如何呢？
欧阳敏副教授使用了类似于DID的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数据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样本为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范围为1998年3月至2012年4月。研究表明，房产税的征收使上海住房均价下降了约14.71%，但却使得重庆住房均价上升了约7.11%。
房产税征收对上海和重庆房价影响并不一致。欧阳敏教授对此解释道，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征收在具体细节上的差异是主要原因。对于上海而言，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均征收房产税，而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人均不超过60平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对于重庆而言，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即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及以上的住房，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均征收房产税，而纳税人在本办法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180平方米，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积为100平方米。由此可见，重庆市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主要的高端住房购买者，在中国投资渠道相对短缺的时期，重庆房产税征收将高端住房的需求转移到低端住房的需求，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重庆住房需求并不一定因房产税征收而出现显著下降。
（余静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