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7日，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本期报道林毅夫教授做主题发言，来自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岳希明教授、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南京大学的龚刚教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相关评论。
林毅夫教授首先就公众普遍感兴趣的关于中国还能以年均8%的速度高速增长20年的论断进行了回应。林教授认为自己是被断句取义了，他的观点其实是说存在以年均8%高速增长20年的潜力。因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所以资源可以从比较低的领域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领域，这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主要靠各种研发，发明高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自己发明外，还有后发优势，只要生产比现在好就是创新，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两倍或三倍，主要就是利用后发优势。
对于中国现在增长潜力的判断可以基于以下的一个比较。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只有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而人均收入衡量的是平均的劳动生产力，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最后反映的是技术、产业的水平，还有社会的效率的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历史经验表明当时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后来又高速增长了20年，而增长方式，基本上也是利用后发优势，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中国有保持年均8%高速增长的潜力。当然要实现这个潜力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给未来的继续增长挖掘潜力和方向，但不能停下来搞改革，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会成功的。在解决困难的时候，需要知道增长潜力有多少，怎样在发展中充分利用潜力解决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
接着，林毅夫教授提到发展经济学要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技术的选择，和产业的问题。基础设置要配套，基础设施改善就牵扯到金融、人力资本教育的问题，牵扯到一系列减低交易费用的问题，还有政府如何来发作用问题。2004年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时候出的一本书《90年代的经验教训》显示没有一个改革方案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但其实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新的认识。随后，林教授将新结构主义应用到涉及金融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政策等方面。
林教授认为金融结构是服务以真实需求的，而真实经济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的经济结构和特性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除了自然资源以外，它的制造业是小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也是小型的服务业，需要的资本非常全面，在独立产业链里面一般应用的技术成熟的技术，生产的商品是成熟商品并在成熟的市场中销售，其主要的风险其实是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上的风险又很高，适合与发展早期阶段的金融结构其实是非制度金融。而现代金融所强调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其实是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按照现代金融的改革，大部分地区性中小企业得不到任何金融支持，这也是在近代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相当重要的因素。
从结构概念里面看，最优或者适用的结构依不同的发展程度不同。简单的照搬发达国家的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比如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决定增长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它是是推动产业跟技术创新的原动力的能力。但以前的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绩效无关，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新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创新主要是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很多是模仿，虽然发明跟模仿都需要人力资本，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程度和结构是不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需要配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不断的积累。片面强调教育的作用，导致与物质资本不配套，就可能出现教育程度提高很多，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还有可能导致人才外流。教育要成功，必须有实体经济的动态发展和它配合。
随后，林毅夫教授进一步讨论了政府的财政政策问题。原来的新古典主义基本上前提是假定产业结构技术是一样的，投资并不能提高生产率，而是会出现李嘉图等价，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加就业但不能增加总需求。但如果引入结构的概念，情形就会很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产业不断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要改善，财政政策要发挥相当大的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发展跟宏观的稳定的结合在一起，林毅夫教授把它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并认为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写模型也可以做实证。
此外林教授认为国外的实证研究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一概念。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巴罗的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实证研究中不考虑所处的时期，也不考虑政府开支是用于军备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简单地将所有政府支出混在一起，得出财政政策无效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且引入结构的概念对理解财政政策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分析政府的货币政策。林毅夫教授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世界产业的最前沿，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慢的情况下，遇到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作用，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同的，如果是在经济危机的状况下，即使有很多产业是过剩的，还可以产业升级，所以利率低的话，可以降低产业升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萧条的状况下，利率低还是可以刺激民间的投资，而且不仅是政府的投资。
随后，林毅夫教授顺势提出了“潜在比较优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过程，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可加快资本会积累。随着资本积累增加，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此时会出现产业升级。林教授同时提醒，如果基础设施没有产业集群，没有相配套的金融和交易的话，交易费用会相当的高，即使要素成本低不也不见得在最终的市场上有竞争力，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支持那些因为经济动态发展当中，要素比率发生的变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企业。
而目前国际上政府发挥作用是通过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按照理想模式下改革不见得是好的；二是反对政府去选择产业，给产业帮助。但每个产业都需要基础设施，缺乏政府投资可能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比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突尼斯，虽很好地遵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念，但它发展并不好。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世行的一些学者的赞同，但由于受制于政府的想法，他们并没有推翻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理念，而是建议集中力量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几条。然而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个建议不见得可靠，因为现有的产业很多不应该存在，而一些新的产业还没有出现，所以这种方法并不科学。此外，在哈佛大学有一种说法，除了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之外还是一些看不见的知识，把它组合在一起，关键就是说如果这些产业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应该发展跟你的产业距离很近的产业，因为现在有些产业是不应该存在，所以林毅夫教授认为不见得。
林教授继而谈到，产业政策实际对一个政府来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是有好处的。历史上成功国家都有产业政策，而且发达国家到今天还有是产业政策。判断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技术发展潜力对国家比较重要。而大部分发展国家产业失败的是因为大部分受到不好的思想的影响，而成功例子通常是政府产业政策所要支持的产业是跟它发展程度相距不远的国家产业，否则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政府大量干预，大量资源动员后还是无法建立自生能力，只好实行保护主义，从而难逃失败命运。
林毅夫教授根据这些经验总结出产业政策制定的一套步骤：找一个要素顶部跟差距收入大约是自己一倍、二倍，对于技术发展比较快可以三倍国家，它的夕阳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政府了解到这一点，以此选定一个可能具有潜在优势产业，企业看到这一点，就会模仿国家的比较优势，向政府寻求补贴。在此基础上，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些产业可以成功，可以看看国内是否已经有民营企业进驻，如果有代表这些私营企业也看到这个可能性。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比较高的教育成本，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大部分发展国家基础设施不好，如果可能全国都改善，但是资源有限，在这样状况下，发展这种所谓的工业园区，还是加工出口、特区是有道理。此外，林毅夫教授还在农业应用结构的问题上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各国政府在农业政策上参与的很多，要做的是让资源的获得比较透明，而不是少数人的东西里面，用资源的“租”支持结构的变迁。
最后，林毅夫教授总结到，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实现长时间的告诉增长并不是梦想；在发展中，我们要改变心态，既不能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体系制度，也不能固步自封。长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产业结构技术机构的不断创新和升级，如果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一定要有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必须是给定的且必须能变动。最好的方式是依据自身要素禀赋，有什么用什么，按照比较优势获得最大竞争力，政府则为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条件。增长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了解自己的潜力，通过政策配合把这个可能性实践出来。
此后，与会的其它专家代表轮流针对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认同林毅夫教授的简介，同时提出制度的变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制度调整以后，新一个阶段的制度又会形成下一个阶段的制度的阻力，对未来有影响。经济学的分析应该有预见性，虽然实现动态分析并对未来预见十分困难。白教授同时建议林毅夫教授多找“同盟军”，用更通俗的语言，更多的承认前人的贡献，以此来更好地推广新结构主义理论。但白教授也担心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后发优势可能会比一些小国小，投资空间虽大，但需要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吻合，这些都需要额外的分析。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依据自己的工作经历，认为在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和产业升级，伴随着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中国政府可为的事情很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好心办了坏事。而现在政府可以在创造好的营商环境以及改善基础设施上发挥作用。徐司长认为中国现在缺乏为基础设施做长期债务融资工具，产生流动性风险，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有待改善。但对于中国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是保有希望的。徐司长还指出，现在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模式可能是一个水平型模式，而非当初的垂直式模式，这样的转变可能会更有利于政府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下来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岳希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受瞩目的两个可能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从收入分配考虑，外界对政府的评价并不特别正面，而起他个人认为中国的收入问题主要是政府造成的，虽然普遍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是正面的，但一正一负，两者结合起来并不一定能得到政府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一结论。他同时指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的政策含义是非常好的，从某种意义上应该做一些实践工作来验证、推广。
山东大学经济学黄少安教授对林毅夫教授能在新古典框架下阐明国家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化、产业升级的过程，特定时代金融结构内生于经济结构的理念给予了肯定，同时建议林毅夫教授更详细地讨论政府的性质。
南京大学的龚刚教授肯定了知识资本的意义，同时提出中国没有核心技术的存在、设计、补给，承接不变的东西。发展同时要注意技术引进可能成了技术替代。此外，如何提升禀赋也是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考虑市场需求。新结构主义理论要完善需要有阶段性的概念。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认为新结构主义理论意义重大，在模型化的时候应该用克鲁格曼式的用简单的模型阐明深刻的道理。此外，汤教授认为林毅夫教授的技术选择的指数很有意思，建议找一些典型的国家做一个分析，既简单又直观，而且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汤教授同时认为国家的工业的结构不是一个“点”更像是一个“组合”，或者是一个“梯度”。
最后，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发言。他认为林老师理论的比较优势，对纠正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倾向应该非常好。每个国家的first best都是不同的，要深入研究的是是怎样的市场缺陷导致产业选择并非最优。
林毅夫教授随后对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原则上他不认为“大国”跟“小国”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有差别。比如孟加拉就没有妨碍越南，中国也没有将纺织业市场全部沾满。比较优势的原则，不仅是在一个国家，用在地区同样也适用。至于大国是否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潜力的判断，林教授认为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欧盟故意联合成一个大的经济体就说明大国不见得是劣势。当然，大国的不同区域，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因势利导的助产士而非父亲或爷爷。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收入分配可能是改善的，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速度会比资本回报的上升速度快，产业升级只是让一般讲资本回报的下降会比较慢而已。依据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竞争力产业是不一样，实际上，只要把外部性克服了，把协调问题克服了，这个产业就形成了，就有竞争力了。有无自身能力的优势实际上也是新结构主义理论和“大推进”理论最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