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5日至26日，“生产网络，增加值以及贸易统计改革”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三期报告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期报告来自Keio大学的Fukunari Kimura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邢予青博士和美联储Galina Hale博士的演讲内容。
Fukunari Kimura：东亚的生产网络
东亚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网络，尤其是机械制造业部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东亚的生产网络已经发展到工业分散化和聚合化同时存在的阶段，这既包括厂商内部交易和厂商间交易。Fukunari Kimura教授强调这种生产网络的建立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利用产业转移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通过协作增强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技术外溢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建立跨国公司控制生产网络可以增加就业，延缓制造业被迅速挖空的窘境，同时可以增强产业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Fukunari Kimura教授指出，现在国际贸易的态势不同于过去我们在国际贸易的教科书上看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从目前的数据中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机械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上都拥有很大的份额。与美国—墨西哥之间单纯的厂商内部交易为主的生产网络相比，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既包括厂商内部交易，又包括厂商间交易。东亚地区，手机生产和机械制造的生产网络较为发达，纺织业的还不太成熟，而粮食生产基本上不存在生产网络。
Fukunari Kimura教授认为生产网络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但是首先要明确的是，不需要给“生产网络”一个唯一明确的定义，而应该根据具体案例以及政策含义来定。生产网络的形成既包括工业分散，也包括工业聚合。工业分散可以分为地理上的距离分散和生产分化两个维度，其形成基础是生产模块化及链接他们的服务网络，生产模块化可以利用不同地区的要素优势降低成本，而服务链接也可以降低运输通讯等成本。通常来说，生产分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和销售的分离，第二阶段则是指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国际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在亚洲发展得最成熟。新经济地理中的理论认为，工业聚合和工业分散有不同的作用。工业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工厂之间垂直化的生产联系可以使得生产更趋近市场并且可以共享技术外溢的成果，工业分散效应则体现在分散工资上涨，土地价格激增、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的风险，并且可以利用各自的区位优势。
最后，Fukunari Kimura教授提到，除了理论基础，实证方面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已有的数据主要研究的是机械零配件之间的生产贸易，但是衡量其它产业的贸易存在一些困难。第二，由于厂商内和厂商间贸易数据很少，很难准确刻画两个维度的生产分散。第三，刻画交易的速度、频率和稳定性都难以实际操作。
Yuqing Xing：Iphone贸易、生产网络和全球失衡的争论
Yuqing Xing博士的演讲以“苹果”产品的生产为例，通过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结构性因素，重新审视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
首先，Yuqing Xing博士描述了一台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一台苹果手机的生产主要分布在五个国家，由八个厂商分别生产，最后在中国深圳进行组装。对于一台苹果手机，五个国家制造成本所占的份额由大到小分别为，日本占33.9%，德国占16.8%，韩国占12.8%，美国和中国分别只占6%和3.6%。
接着，Yuqing Xing博士提出了一种更准确的核算贸易流量的方法——增加值法，并深入探讨了这种方法基于的实际背景，即“美国—东亚—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这种三角贸易实质上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一种新型的生产网络。以一台苹果手机的生产为例，产品主要在美国加州设计，主要的零部件在亚洲各国生产，并且在中国完成组装，最后根据订单由中国直接向美国欧洲等国家出口。从目前的贸易数据来看，一台苹果手机出口售价为178.96美元，以年生产量1130万台计算，那么中国的出口量高达20亿美元，而美国直接向中国出口的零部件只有1.22亿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约十九亿美元。而实际上，中国出口一部苹果手机所获得收益不过6.5美元，总收入不到7300万美元，相比于1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两者相差悬殊。正是由于目前的贸易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生产链分布，因此统计数据错误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和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Dr. Yuqing Xing博士认为，基于目前的三角贸易，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应该被更准确地划分为加工贸易出口和其他。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贸易的高科技产品占总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0%，这些产品应该被称为“组装的高科技”，它们与传统的服装等低级产品贸易并无二致。从数据上看，由于中国向东亚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因此与大部分新兴的东亚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而与北美欧洲等产品需求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仅仅是因为中国成为东亚各零部件生产国的组装基地及产品销售平台。这种贸易顺差可以解释中美贸易总顺差的60%，中德总顺差的90%，而中日总顺差的100%。Yuqing Xing博士同时强调，这种增加值衡量方法与GDP衡量法得到的结果一致，与产品生产源地原则倡导的思想也一致，但是与厂商所有权归属是独立的，两者并无关联。
最后，Yuqing Xing博士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他认为人民币升值只能小幅度地影响在中国组装（生产）的产品的生产成本。由于美元才是计价单位，因此如果苹果手机不因为中国组装成本上升而提高零售价格，那么人民币升值对苹果手机贸易的影响非常小。并且，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由于苹果手机的生产纯粹是一种“加工组装贸易”，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10%造成产品出口减少9.1%，同时也会造成产品进口减少5.0%。由此看来，即使人民币升值，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顺差还是会持续。
Galina Hale：中国制造中的美国元素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似乎过大。从某种方面来说，这确实有道理。美国向中国的进口总量达到美国总进口额的18%，相当于美国GDP总值的2.6%，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源地。然而，另外一组被忽视的贸易数据表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量同样很大。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到美国总进口额的7%，相当于美国GDP的0.7%，中国同样是美国出口产品的第三大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许多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似乎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Galina Hale博士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
首先，Galina Hale博士阐述了这份研究的初衷，即探究通过进口产品传导，中国的通货膨胀究竟会对美国产生多大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CPI和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的是时序数据，可以看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变化明显小于中国CPI的变化幅度，两者似乎有正相关的关系。然而，要研究通胀如何通过进口产品影响美国经济，主要应该看进口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化。从时序上看，进口产品的价格具有将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拉低的正面作用。当然，仅仅由此来判断是片面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一个根本影响因素，那就是能源产品的价格。如果将西德州中级原油的现货价格与其他三个价格指数相对应，可以看出，这四者之间都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Galina Hale博士认为运用回归分析来确定这几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困难，她提出采用计算方法来估计美国公民消费中的中国产品份额究竟有多少。这种方法可以估计出中国制造产品对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上限，但是它的弱点在于，没有考虑竞争性价格造成的一般均衡影响。
接着，Galina Hale博士描述了具体计算方法并展示了计算结果。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美国公民个人消费支出中88.6%都是美国制造，中国制造只占到2.7%。这主要因为，一方面美国公民消费的67%为服务，而服务不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份额最大的两类商品，家居产品和服装鞋帽，都只占到美国人日常消费的很小份额。当然，中国产品不只是作为消费商品，他们也有一部分可以作为投资，主要包括电脑和软件。虽然从最终产品总额来看，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量很大，但是许多昂贵的核心部件都是美国制造，因此中国制造的份额也很少。总体上来说，大约82%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都是美国本土制造，因此，中国通货膨胀的潜在外溢影响非常小。
最后，Galina Hale博士分析了美国这个经济体对能源产品的依赖性有多大。当能源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一个担心就是这种价格上涨会带动其他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使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这种价格上涨对于它直接相关的商品影响较大，但对其他类型影响很小。由于在美国，个人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服务，服务中需要的能源很少，因此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受能源产品的影响也有限。
最终的结果可以表明，在美国，对应个人消费支出累计上升10个百分点，而商品价格只上升2个百分点。这种影响不能忽视，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从时序上来看，由粮食和能源主导的核心价格上涨对个人消费支出的间接影响很小，但是长期来看，它们确实可以较好地测度个人消费支出变化的主要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