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7日至6月29日，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哈佛大学Amanda Pallais教授、弗吉尼亚大学Sarah Turner教授、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Donald R. Davis教授、北京大学雷晓燕副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atthew E. Kahn教授的演讲内容。
Amanda Pallais：网上（在线）劳动力市场
Pallais教授首先以oDesk为例介绍了在线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背景。首先，在线劳动力市场从2003年12月开始兴起至今已具有可观的规模。2012年共有3.6亿美元花费在oDesk上。截止到2012年10月，在线劳动力市场总共有工人250万，雇主数量达到49.5万，仅2012年上半年oDesk就提供了79万个职位。其次，60%的在线工作（按金额统计）是由美国提供。再次，大部分在线工作都是由美国以外的工人承担。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工人数最多。Pallais教授举例说明了在线劳动力的个人档案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住所、语言技能、最近一次工作的时间、工作历史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此外还提供还包括网下工作经历、教育经历、oDesk技能测试等文件资料。
Pallais教授在其文章《评估会帮助工人》中，对于一份数据录入工作，选取3767个申请者为样本进行oDesk实验。申请者被随机分为三组，未被雇佣的工人作为控制组、被雇佣并且得到粗略评价的工人和被雇佣同时得到详细评价的工人作为处理组，随后比较劳动者的产出，同时对受影响和不受影响的行业进行了比较。首先，给出粗略评价的工作会让缺乏工作经验的人受益，这些人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收入和就业率几乎会增加两倍；其次，对于得到详细评价的人，如果其表现的好则会增加他们的收入，反之则会降低其收入，但总体上会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此外，相对于不受影响的行业，受影响的行业工人雇佣数会增加，因为新的工人并不会挤走原有工人。
此外，Pallais教授还对被现有雇员推荐的申请者和传统申请者（未被推荐者）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被推荐雇员比传统雇员拥有更好的简历；推荐者允许雇主不仅仅通过简历和最初的工作表现来识别更好的雇员；被推荐的雇员和引荐者一起工作时，其表现会大幅度提高。
Sarah Turner：高技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的国际化
Turner教授演讲的内容是对美国劳动力和教育市场的国际化现象以及其影响的初步探究。Turner教授指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种“双峰”的现象：45%的高中学历以下的工作者以及超过33%的博士学历工作者是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教育市场的国际化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数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的国际学生数目明显增加。目前约有31万外籍本科生以及30万外籍研究生在美国接受教育，不同国家的学生数目增加速度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留学美国的学生数目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的留学生数目则呈现减少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Turner教授认为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的国际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移民。她指出，学术上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移民的经济学含义尚未探究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Turner教授以IT劳动力市场为案例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传统的文献认为，短时期内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是无弹性的，此时需求的冲击会直接带来均衡价格——即工资的变化。然而21世纪以来IT业的蓬勃发展以及随后的大规模IT高技能劳动力的移民改变了这一调整机制。Turner教授通过数据表明，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力移民成为了需求冲击发生时市场调整的主要来源，IT业工资增加速度的下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结论。
张晓波：中国男性过剩的影响——竞争压力和意外死亡
全世界每年有110万人死亡，意外死亡是导致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意外死亡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中国的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但死亡人员比例却高达70%，每一百万吨煤的产出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美国的108.18倍、日本的14.44倍、印度的8.32倍。对于意外死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问题和个人特质上。尽管有大量文献检验了竞争压力和健康产出的关系，但很少有文献研究竞争压力对于意外死亡的影响。
基于此前的研究，婚姻压力使得有儿子的家庭必须积累更多的财富才能吸引潜在的新娘。积累财富的愿望导致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有更多的雇员愿意忍受有风险的工作环境，那么雇主在工作场所的安全上投资会出现不足。作者由此提出假说：竞争压力的增大可能导致意外死亡率的提高。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和1991-2000年期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本文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了男女性别比例和意外死亡的关系，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也能得到类似结论。主要的实证分析涉及到横截面分析、对比检验（与意外中毒和先天性异常做对比）、构建了伪区域层面板并运用了工具变量估计。其次，文章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稳健的对比检验表明，由于意外中毒和先天性异常与努力工作及风险承担没有关系，因此性别比的系数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对于分组的、分区域的、分时间段的模型估计结果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果，然而性别比的系数在59岁以上的人群中并不显著。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和伪面板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提供了补充性的证据：由于精神障碍和神经系统疾病而导致的死亡和性别比例有关系，为了应对儿子在婚姻市场惨淡的前景而辛勤工作并承担风险，可能带来严重的压力，并最终对神经系统产生有害的影响。
通过上述模型的检验和结果分析，文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婚前扭曲的性别比例会导致由火灾和意外跌落造成的意外死亡的发生率升高。第二，为了积累财富和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父母通过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来应对婚前不平衡的性别比例。第三，竞争压力过大导致雇主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投资不够。第四，竞争以道德成本为代价。
Donald R. Davis：城市、技能和工资
世界上已有相当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发达国家的城市居住人口比例较高，而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较低但增长迅速，以中国为例，其城市人口在20内几乎增长了2倍。基于上述背景，Davis教授关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城市为何存在、城市规模不同的原因、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区别、哪些因素决定城市的分布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否一致。
关于城市存在的原因，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城市因商品、劳动和思想之间的交换而存在，虽然比较拥挤但具有消费和生产等优势。在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因此从长远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应该和劳动力的流动一致。当劳动力能够完全流动时，得到的“城市系统”模型可以达到“空间平衡”的状态。大多数关于城市系统的文献都只有一种劳动类型，有两种劳动类型的模型也容易驾驭，但Acemoglu 和Autor（2011）强调若要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必须超越只有两种劳动技能的模型，然而，理论上处理三种劳动技能的模型比较困难。因此连续的技能类型可能是更好的假设。
Davis和Dingle在2012年提出了“空间知识经济”的概念，主要假设是市场完全竞争、工人在一个维度上连续分布、存在两个生产部门、高能力的劳动者专业化于知识部门且工人通过最大化自己效用来选择自己时间的分配。知识部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异质性，常规部门一般具有共同的生产力（非贸易）。劳动者技能和城市学习环境具有互补性，越来越多的技能工人越愿意付出高昂的租金进行知识交换，底层的技术类型在常规非贸易部门无处不在，但是大城市却更需要更好的技术工人。因此，技能溢价随着城市规模而上升，导致大城市间也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
城市之间因技能类型、行业和产业等不同而存在比较优势，文章运用生产力效用函数对城市规模、技能、生产效率等变量进行建模并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理论结果是：第一，大城市技能丰富但其似然比单调，因为大城市的高技能比例更高。第二，大城市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Davis教授用美国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最终得出如此结论：首先，城市提供了极大的优势和成本；其次，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结构的原因和后果，必须对数据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并且考虑流动性。
雷晓燕：儿子是否偿还了父母投资？
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家，而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规模都还很小，基于家庭的现金转移和护理照料对于老年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历来是父系社会，儿子会接受家庭资产的大部分。然而，随着近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在市场上的机会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对儿子的投资是否应该超过对女儿的投资以及父母和不同性别子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改变，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变得不再清晰。
本篇文章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调查，检验在教育投资中是否存在“儿子偏好”；第二，调查从子女到年迈父母之间的转移模式以及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包括一次性转让（5000元人民币以上）、最近一次转移（上年度）、共同居住的变动以及照顾父母和子女等情况。同时针对中国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调查。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数据。
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在农村，儿子和女儿之间的教育存在差异，大龄双亲中这个比例更大；而在城市，这种差别不但在年迈父母中并不显著，而且在年轻的父母中方向呈现逆转的趋势。此外，对同一个家庭的女儿和儿子之间比较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文章还运用家庭固定效应模型对一次性转移、上年度转移、同住变动、子孙照料以及父母护理等关键结果变量进行建模，并进行回归分析。
结论表明，在中国农村地区，父母的教育投资以及一次性转移有显著的“儿子偏好”，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表现出较低的“儿子偏好”。在中国城市地区，尽管在父母与儿子之间仍存在一次性转移，但是在教育投资以及相应的经常转移上显得更加平等。此外，无论是在中国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儿子更愿意与父母同住，主要原因是可以接受父母对孙子的照顾，但其照顾父母的可能性却很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看到更高的对儿子教育的外溢效应。
Matthew E. Kahn：中国的“蓝天”
中国首都北京近来经常出现“天黑黑”情况，以PM10为标准，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2个位于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下，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但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究竟上升了多少？诺德豪斯和托宾认为污染损害应该从增长中扣除。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对中国家庭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生活满意度由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基于上述背景，Kahn教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建立在中国城市居民对“蓝天”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政治经济学实施和执行污染减排政策的基础上，他具体选择了运输行业和用于发电及冬季取暖的煤炭行业，这两个行业都存在工程上的挑战，需要引入激励机制以有效降低排放成本。
Kahn对于“蓝天”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们需要“蓝天”、城市生活质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消费城市的兴起会促使“蓝天”的回归。此外，中国对绿色城市也有需求，有学者表示，低污染是促进孩子发展的一项投资。更多的需求还体现在富有的人们要求生活中存在较小的风险等。而在当今社会，中国城市居民比过去更加了解他们正暴露于污染中。微博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也在报道这些问题。很多中国居民到国外旅游也是重要体现。此外，PM2.5的争论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测量等信息都帮助人们更好地对环境污染进行质问和指责。
Kahn教授提出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公民的委托代理问题。最后总结到其乐观的观点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产阶级对高生活质量需求的日益增加；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民间社会和媒体）会鼓励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第三，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当地政治家的绩效标准；第四，加强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
（袁东、苏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