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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二

 


2013年6月27日至6月29日,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布朗大学Justine Hastings教授、北京大学张丹丹助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黄益平教授、西北大学Efraim Benmelech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文一教授的演讲内容。

Justine Hastings: 学生贷款制度改革

Hastings教授讨论了学生贷款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含义。许多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有着明显的增加。这一结论使得很多国家在政策制定上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希望通过教育补贴、学生贷款的方式使得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他们认为这样一方面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降低国内社会不平等的程度。Hastings教授指出,事实上没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教育投入一定带来收入的提高,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仍然存在问题,包括不同的学生自身能力的差别、在业界或是学术机构就职等个人选择对收入的影响等等。

Hastings教授认为,要正确有效地实施学生贷款制度改革,首先要理清教育回报的影响因素。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学历程度、学科领域、是否偏重应用以及学生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等等。Hastings教授通过对智利教育市场的研究发现,学历程度对于教育回报大小的影响程度非常大;学科是否偏重应用则没有明显的贡献;一些类似医学、科学技术的学科对于增加教育回报大小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结论则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同等学历程度上获得的回报并不比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少。Hastings教授指出,这一结果证明政府的确有必要提供教育贷款这一项公共服务。

此后Hastings教授讨论了政策制定后可能给市场以及学生行为带来的变化。她在智利的调查中发现,需要贷款的低收入学生总体上对金融的基本知识以及对贷款的了解程度非常低,对贷款接受教育带来好处的了解也很少。这一事实使得贷款激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大大降低,同时也减弱了贷款改革带来的好处。进一步地,当学生被告知贷款接受高等教育可能带来的好处时,原本较为优秀的学生成绩会有进一步的提高,而原本学习不理想的学生成绩则进一步降低,但总体上来看,信息的告知可以带来成绩2%的提高。因此,Hastings教授认为信息的完善以及贷款上限的控制可以给学生贷款改革带来理想的政策结果。

张丹丹:城乡迁移对于城市原住民的社会影响

张丹丹助教授讨论了移民对于城市原住民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在过去的20年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之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城乡迁移。这些移民给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城市原住民却并不认为移民带来的都是好处: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就业情况和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原住民也认为移民影响了城市原住民社会福利的享受。

 那么移民究竟会给城市原住民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为了探究这一问题,张丹丹助教授首先总结了移民的涌入产生影响的可能渠道。对于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的原住民来说,可能会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规模效应影响(scale effect),这是指给定社会福利的供给数目一定,移民所带来的更激烈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结构组成影响(composition effect),这是指移民所带来的城市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对于城市纳税人的影响通常表现在财政效应(fiscal effect)上,移民的进入可以带来政府收入的增加。

接着,张丹丹助教授介绍了实证研究的策略。为了解决实证模型内生性的问题,张丹丹助教授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减轻一些和时间不相关因子的影响,但仍然在误差项中保留一部分和时间相关的变量。二是利用滞后信息预测移民比率变化因子作为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引入可以减轻和时间相关的不可观测因子对结论的影响。

最后,张丹丹助教授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表明,移民的进入并不会对原住民接受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造成负面的影响,但的确在交通运输上产生负面的作用。此外,移民不会带来城市犯罪率显著的提高。

魏尚进:劳动保障与企业股价

劳动保障通常可以加强劳动者面对企业时在报酬、福利上的谈判能力。几乎所有的实证文章都表明更强有力的劳动保护法律会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企业决策的灵活性,从而降低资本回报。因此,从直觉上来看,劳动保障的加强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件有利的事情。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显著地增强了劳动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对企业不合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对企业的谈判能力。然而,魏尚进教授却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的股价却有明显的上升。此外,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雇佣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这和直觉上推断的结果并不相符。

魏尚进教授认为这一现象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新劳动合同法被认为是企业善待员工的一种承诺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员工也更愿意投资于企业特定技能的提高,这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大有益处。另一种解释是,强制实施劳动保障对于高劳动密集型大企业来说是相对有益的。他指出,在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合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低生产效率的小企业更容易发生不合规的行为,新合同法的颁布强制性地使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因此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反而是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魏尚进教授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三重差异的事件研究方法。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对于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法案提出前后企业股价的变化和企业是否合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然而对于高劳动密集型企业,法案颁布后,相对于不合规的企业,合规企业的股价有明显的上升。此外,魏尚进教授还发现强有力的劳动保障法律的实施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黄益平: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国际传导机制

来自北京大学的谢沛初博士报告了他与黄益平教授合作的文章。文章讨论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他指出,此前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政策行为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中国央行并未获得充分的重视。然而,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活跃行为,使得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的央行。这些事实表明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

此前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大多采用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MFD模型)。然而该模型的合理运用需要一些前提。首先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小型开放经济体或者封闭式的经济体,此外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要么采取统一的固定汇率制度,要么采取统一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中国复杂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该模型并不能够直接运用。此外,在之前的文献中,一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没有加以区分,然而在现实中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的方法去度量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政策的国际影响。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扩张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传递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分别是贸易渠道和实际利率渠道。根据这一基本思想,文章讨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政策虽然在最初的3个月会使得发达国家的实际GDP有所增加,但随后这一效应消失,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GDP则一直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央行的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会带来该国贸易状况的改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则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相似,10年期债券收益率都有所提高,同时也会造成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

文一: 像中国一样抵御经济萧条

来自清华大学Jing Wu报告了他与文一教授合作的文章。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这场大萧条中陷入困境。一般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为什么会出现总需求不足?文章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的协调失灵,消费与生产两边协调的失败使得经济难以走出困境。

然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之中,中国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文章通过实际数据表明,中国保持了经济危机发生前的发展趋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小。但令人困惑的是,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受到危机的影响非常大,其GDP占比从危机前的33%降至了2009年的23.5%。那么中国为什么仍能抵御住经济萧条的冲击呢?文章认为,快速增长的投资才是中国抵御冲击的主要原因。投资数目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贷款数目的增加。据此,文章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国有企业可以在危机中扮演抵御冲击的重要角色。

在这一猜想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同时存在“完全就业均衡”以及“伴随市场失灵的凯恩斯均衡”两种情况。基本模型的结论表明,单独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够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当总需求减少时,价格体系也会随之破坏。这一模型的结论和大萧条期间的实际结果相符。

随后,文章在基本模型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型”(China Model),在这个模型里,企业部门引入了“双轨制度”(dual-track),即同时存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在正常年份生产效率比较低,然而在危机期间,国有企业可以充当市场协调工具,因为无论盈利状况如何,国有企业都有加大投资承诺。在这一框架下,文章证明了国有企业始终投资的承诺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结合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使得市场只存在完全就业这一均衡,此时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以获得正的利润。文章强调,国有企业的存在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体走出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货币政策相辅相成同时使用,才能帮助经济体抵御危机带来影响。

Efraim Benmelech:债务和抵押品

对抵押品的研究在公司金融领域的理论和实用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抵押品制度的确可以减轻金融市场摩擦的影响,例如抵押品的存在可以减轻不对称信息下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Benmelech教授这篇综述性质的报告主要是探究两个问题:抵押品的价值是如何影响金融契约以及企业信用的?抵押品与“信贷民主化”具有怎样的关系?

为了探究抵押品的价值对金融契约的影响,Benmelech教授以航空公司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选择航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飞机的租赁以及航空公司担保债务的契约是验证基于重复谈判理论模型的最佳选择。研究表明,当使用更高价值的飞机作为抵押品时,航空公司重新谈判金融契约的可能性降低,使得公司信用价差降低,进一步地可以使公司拥有更高的发债能力、更长的债务期限,以及更高的信用评级。

为了探究抵押品在“信贷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Benmelech教授以巴西的法律制度改革作为研究的对象。巴西法律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巴西国内的银行在汽车贷款人出现违约时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能力。这一制度改革大大减少了银行业在汽车贷款上的期望损失。Benmelech教授通过研究改革带来的结果还发现,改革同时简化并加快了销售抵押品的速度,从而带来了更高的抵押品价值。

法律制度改革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提高的好处还不仅如此。Benmelech教授指出,巴西的法律制度改革促进了信贷民主化的进程,改革所导致的抵押品回收率的增加使得一部分低收入、高风险、自营的个人也可以进行借贷。这与此前理论文章的抵押品可以解决信贷配给问题的结论一致。


(苏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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