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7日至6月29日，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Kathleen McGarry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清华大学黄张凯教授、西北大学Shane Greenstein教授和清华大学迟巍教授的演讲内容。
Kathleen McGarry: 家庭转移的动态特征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经济行为以及家庭成员的身心状态，对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家庭行为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并预测政策效力；还能够帮我们了解在经济演化和政策变动的过程中，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
在此前的研究中对家庭转移的模型刻画主要基于两种动机：利他和互惠。利他行为指的是捐助者关心受助者的状态，并且不期待回报。而互惠则是在两者相互交换的基础上，捐助者的行为包含了自利的动机。而且，此前的研究多事单期的静态研究，MacGarry教授将模型动态化，考虑了收入变动对于收入转移的影响，假设子女的当期收入会改变父母对他们未来收入的期望值。如果今天预期到子女的收入减少，父母会增加他们当期的转移；今天期望收入的减少也会影响到未来的期望收入，那么父母也会增加他们在未来的转移。基于以上的假设，MacGarry教授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模拟和刻画收入变动的同时家庭转移行为的变迁，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动态中会出现不同的收入效应。
首先，在转移行为中有46%的子女得到了至少一年的财富转移。教育、婚姻状态、买房、生育和失业都是子女得到父母经济援助的原因。在额度上，因生育而得到的转移有最高的均值，达5,758美元。而在公平程度上，不同子女间得到的转移有很大的差异，且随着子女数目的增加，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增加。
其次，MacGarry教授对家庭转移的数量以及比例对家庭收入、教育、婚姻、房产、子女数量和性别进行了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和房产与家庭转移有显著负相关，而教育则和家庭转移有着正向关系。进一步的，在控制了子女的年龄、性别、在校情况、是否全职工作和父母的收入、财富、健康状况、婚姻状态、种族、年龄和教育水平后，她还发现了补偿的存在，即父母对于状态不佳的子女有更多的补偿。与此同时，不同年份间补偿的数量有很大的差距。
父母对子女的转移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体现在教育、时间、遗赠以及共同居住等方面。在教育方面，传统理论表明教育投资最终会等于市场回报率，多余的转移将会有和现金转移同样的效果。如果不同子女间能力不同，他们会得到不同的教育方面的投资。
赵耀辉：家庭能源使用和健康
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重新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户外的污染问题以外，户内空气质量也在恶化。户内空气污染主要有两个来源：烹饪和取暖。传统上的烹饪燃料是生物质能，以柴木为代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燃料开始向煤转变；而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投入使用，如电磁炉、天然气、太阳能等。与此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冬天开始取暖。一方面，更多的清洁能源开始被使用；另一方面，基于取暖的需要对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这使得能源使用的趋势更为模糊。本文描述了目前家庭能源使用的现状，分析了家庭能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并对能源使用情况和健康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调查发现，生物质能依旧是目前烹饪和取暖的最主要能源来源。在农村，有接近60%的家庭仍然使用柴火取暖，40%的家庭用煤供暖。在烹饪能源的选择上，天然气成为了城市居民的首选，在农村中则以生物质能和煤为主。在供暖方面，集中供暖覆盖了最多的城市居民。
文章将能源分为两类：固体燃料（包括生物质能、煤等对空气影响较为不利的能源）以及清洁能源。运用Log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对家庭的教育水平、收入状况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家庭收入越高，清洁能源的使用就越普遍。因此，能源的使用与使用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健康状况的检验，研究使用了两个变量：肝功能和自行报告的呼吸疾病。对肝功能数据的采集采用了三次体检中的平均数，而呼吸疾病数据则包括了医生确诊的病例和自行报告的病例。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清洁能源的使用者的肝功能都要好于固体燃料的使用者。同样的趋势也适用于呼吸系统的疾病。使用清洁能源的受访者拥有呼吸方面疾病的比较要远远小于使用固体燃料的人。
研究发现，固体燃料的使用量，与南方男性和北方女性的健康状况有反向相关的关系，但出乎意料的结果是，与南方女性的健康状况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家务工作上，南方的性别分工不如北方明确。南方的家庭内有更多的通风设备，许多的炉灶就放置在户外，因此烹饪行为本身在南方对健康的影响就比较小。
黄张凯：信息的运用和中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哈耶克是正确的
从哈耶克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分析信息在经济组织内部协调过程中的角色，他们将信息的获取和企业以及更大经济体的组织设计相联系。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在集体经济中，由于过于复杂的结构，没有办法充分利用地方信息，从而造成信息成本上升，影响了经济效力。
Olson在1969年提到，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即高等级的权威（即中央政府）和低等级的权威（即地方政策）间的政策制定权力的分配。什么时候应该分权？分权是否会提高效率？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以及国内的许多由中央、省级、地市级和基层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国营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控制的转移使得我们能够直接地检验信息在组织结构中发挥的作用。当行使控制权的是中央政府时，企业便是一个集中性的国有企业；而当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地方政府，组织权力便得到了分散化。
当国有企业所在地与政府距离很远的时候，组织权利更有可能被转移到下级政府。这是地方性信息重要性的体现：通过这样的方式，拥有控制权的政府将掌握更多的关于这个国有企业的信息；如果控制权被转移到下级政府的国企与高层政权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它将更有可能被私有化。这是地方信息重要性的另一个表征：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信息的掌握将引致优化的政策，即私有化。
研究在中国国有机构分权的背景下检验了哈耶克针对主权经济的反驳，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地方信息的重要性，这样的发现同时与传统的组织结构相符。在1999-2007年间，有8%的企业控制权被转移到了更低一级的政府机构。在不同的政治等级中，分权的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有16.1%被分权，省级企业则是10.3%，到了市级企业，比例降低到了4.6%。根据与政府的距离国有企业分为两类：政府附近和远离政府的，研究发现，远离政府的国有企业有更高的分权比例。
Shane Greenstein: 网络经济学的词典
本文问题是：在新出现的网络经济学中，定义的方法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文章阑述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些平台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相互竞争？什么因素决定了平台内企业的分布？平台的结构是如何鼓励创新的？
文章首先对网络进行了定义。对网络的定义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公共事业，包括手机、电气和煤气。这些行业往往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其二是网络数据工程，包括不同地点分享数据以及对分享数据的低成本应用。其三是网络的影响力，价值围绕着互补的设备上升。
其次，定义了多面平台。多面平台定义为参与者可建立应用的兼容组件的可重构的基础，以及不同层面中介的经济功能。其中的多面性体现在基于不同标准、不同需求和目标的不同的参与群体。多面平台是目前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
之后，文章对平台领导进行了定义。许多企业有担任平台领导的雄心，而这样的领导角色需要对行业标准进行设计、修改和普及。所有的多面平台都有一个领导，通常在一个市场结构和领导者的外围。
文章还对开放和专有进行了定义。平台内企业包括利润趋使的企业和不为利润趋使的企业，专有企业多为利润趋使的企业。开放和专有的重要特征在于对参与和信息发布的限制，开放在信息可得性上没有施加限制。政府对潜在价值边际进行了管理，管理不仅限于价格上，还包括许多平台领导在收益状况不明时做出的战略性的决策。
文章接下来讨论了几个关键问题和开放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平台边缘的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企业的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平台的专有或者开放也会对利润产生影响，平台准入的限制越小，对于开发者而言平台就更具有吸引力。而在平台边缘，竞争行为也是一个研究重点。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平台上的冲突是如何造成的。租金的流入会导致冲突，契约的订立和契约的缺失都会导致冲突。第三个关键问题在于创新的交易的成本。平台减少了应用开发的成本，专有化的平台可能会起到一个更大的推动力。
迟巍：职业规范会增加收入吗？证书和执照对工资的影响
在劳动市场机构包括工会和职业规范，人们对工会已非常熟悉，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劳动市场中的另一个机构，即职业规范，并将其与工会进行对比。两个机构在劳动市场上都有着垄断的地位，都限制了劳动的供给并提高了工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发达国家，工会的普遍性有下降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规范。
当前中国出现了“考证热”，在2007年，有超过千万参与了各种证书的考试，证书在求职、工资和升职的决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市场上证书和执照的普及程度还不清楚，它又将怎样影响工资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文章对中美的职业规范进行了比较。在美国，根据限制性的大小，可以将职业规范分为注册、证书和执照三个等级。限制性最小的规范是注册，任何人都需要注册才能参与相关的规范。证书的限制性则更大，证书需要由专业的机构或政府部门来颁发。执照则有着最高的限制性，没有执照的话，任何职业的工作都将是非法的。中国的职业规范系统与美国相似，中国的证书和执照系统都与美国大同小异，其中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对证书和执照有更强的管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年，中国就开始出现了证书。在中央计划系统，政府对工资的决定实行管制，专业工和熟练工都需要有政府机关的证明，并直接与他们的工资和升迁相联系。执照则是一个新的概念，只在80年代经济改革之后才在中国出现。
研究显示，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越有可能获得证书；与些同时更高端的行业，对证书的需求也越高。这与美国的情形相似。中国的工作人群中有很大比例持有证书或执照，但证书和执照的普及性不及美国。工人中持有证书的比例非常大，这可能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与美国相比，中国执照的工资效应更低，在15%左右。而在中国，证书有显著的工资效应，达13.14%，而证书的工资效应在美国并不显著。
（黄劲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