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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综述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与改革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中国正面临着通过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我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证实,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这既是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是经济转型时期化解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人类社会任何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都绕不开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各国长期以来都在致力有效破解的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理解与践行,关键在于要明确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各自的范围和界限,这同时也是我国理论界在今后较长时间里需要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承办的以“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关系界限”为主题的全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于2014年7月12日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成功召开。开幕式由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校长季宇彬教授主持。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领导,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博士后管理办公室领导到会致辞。哈尔滨商业大学校长辛宝忠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代表承办方致辞;哈尔滨商业大学校党委书记曲振涛教授在会上接受了“乌克兰经济科学院外籍院士”授勋与“乌克兰经济科学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金质奖章”并答谢致辞。来自哈佛大学、乌克兰经济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学术会议在线、《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商业研究》、上海证券交易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银行博士后流动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5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和博士后出席了本次论坛。会议通过专题报告会、分论坛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关系界限”的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做了《对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界限的几点理解》的主旨报告,他从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阶段分析出发,通过对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历史逻辑分析,指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根本命题的研究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而通过对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兰格经济大论战”的回顾,肯定了兰格与布鲁斯的分权理论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积极影响,之后从宏观与微观、需求与供给和投资与消费三个维度,阐述了必须要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界限,指出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今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做了《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主旨报告,他从我国第一季度GDP、工业生产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商品消费、物价涨幅、农村居民收入、财政收入等指标对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对国家为调控宏观经济出台的政策和投资项目进行了详细解读,并由此对201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

乌克兰经济科学院副主席、经济科学院院士、乌克兰总统直属国家战略研究院顿涅茨克分院院长马科贡教授做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乌克兰与国际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的主旨报告,分析了全球化过程对乌克兰经济产生的影响,指出在目前乌克兰政治局势动荡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出加速,政府对外借贷超常规增长,这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了巨大风险。他提出应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必要的经济和组织条件吸收国内储蓄来解决外债问题,通过减少债务中外债比率来优化债务组合,恢复贷款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增加资金来源,发展对外出口创汇和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书记在致辞中,通过总结在中国大陆率先组织团队开展法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阐述了“效率、公平与自主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的法经济学价值观与风险利益平衡公式,呼吁政府与学界高度重视“法学缺失效率,经济学忽视公平”,政府调控行为忽略主场主体地位作用发挥、一味追求强化政府作用而过多干预市场、强制发展GDP、追求片面效率等问题的研究。

专题讨论环节由“市场经济法治内涵研究”、“财政改革问题和地方税体系构建研究”、“地方金融体系构建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进程”四个分论坛组成。与会专家学者从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明晰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协同关系的界限,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展示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一、市场经济法治内涵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法治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社会运动的逻辑表现——权利与权力结构优化直接推动的。法治通过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保护自由竞争,约束政府行为,弘扬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人文精神,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西南财经大学的王蕊基于35个新兴市场的1217家商业银行2000—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腐败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程度越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大,支持了腐败阻碍经济效率的观点,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分组回归显示该影响在亚洲最明显、在经济自由化程度低的国家越明显、且集中在小银行、而金融危机之后有所改善。研究发现,腐败加剧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消极作用。同时,腐败还削弱了经济增长对银行稳定性的积极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的黄丽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中,市场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要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要编制经济法治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评价,以此建立政府“职责配置表”,厘清政府的权责边界,为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法治保障。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冯博、王玥围绕“惩罚性赔偿”与“鼓励性惩罚”的有关理论和概念,通过对“毒奶粉”、“塑化剂”、“毒胶囊”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及规制措施的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应尽快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树立法理理念和执法原则,适当修订《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

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白世贞、吴绒等认为,当经济运行正常时,理想的协同模式是市场协同配置资源和政府间接调控;当经济异常时,应加强政府直接调控,最终实现经济异常时协同逐步向正常时协同演进,正常时协同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目标下向深度协同演进,并提出政策性建议保证该协同模式可靠运行。

南开大学的贾品荣指出,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北京新时期的城市战略定位。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各个系统形成合力,促进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转化集成。首都科技创新规律可分为反映科技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与反映科技内部运行关系的规律两个方面。


 二、财政改革和地方税体系构建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这就决定了纯粹的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税收则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规范筹资渠道。作为财税体制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意义重大、任务紧急。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必须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范围。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定不移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中央财经大学的马海涛指出,随着企业透明化时代的到来,资本性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多样化,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然成为企业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信息披露也不断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进而传统的社会责任报告已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和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当前形势下,重要的是构建全面的基于财务角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框架,并据以提出完善社会责任报告财务信息披露的建议。

天津财经大学的盖地认为,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国企热“、”公务员热“现象严重,我国风险厌恶者更加偏好于公有制部门就业,而在高素质劳动力中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通过增加跨部门流动的效用损失阻碍了劳动力正常流动;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时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偏好因素。

北京大学的付才辉认为,总量增长伴随着结构失衡是中国六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事实。在一般性的理论层面上,这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阿基里斯之踵:为追求总量增长最大化,政府实施的(产业、地区、城乡等)部门专用的异质性政策会引发部门间的结构失衡。在取得较高总量增长的成就之后,结构失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熨平倾斜性的部门专用政策,拿捏好政府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取舍,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重大调整方向。

广东财经大学的张霄认为,分税制是激励地方政府加速投资的体制。以“GDP挂帅”为特征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制激励着地方政府在分配财政支出比例时更倾向于物质资本投资。为满足本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地方政府间可能会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科目构成上形成竞争。地方政府间人力资本投资及其科目构成均显现出了稳健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类型为策略模仿或策略替代。

 南京大学的余吉祥指出,新设城市只有获得了更强的增长能力,城市设置对推动城市化进程才有意义。中国的城市设置伴随着地方政府经济权利的扩张,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假设下,新增经济权利可能被用于维护市场发展,从而使得新设城市获得更强的增长能力。但考虑到分权式改革的负面效应,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将新增经济权利用于制造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从而阻碍新设城市增长能力提升。在地方政府行为未有实质性改善之前,城市设置应慎行。

 三、地方金融体系构建研究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乃至一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金融体系向市场化转换的过程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个关系的重点是发挥各自擅长的功能。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大都与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直接相关联。地方金融体系构建应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向市场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推进市场化改革。

复旦大学的崔兵认为,金融分权包括金融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基于制度边界视角,金融分权的本质在于划定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制度边界。金融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相互关联形成不同的金融分权模式,各种金融分权模式都具有“比较优势”,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分权模式。比较金融分权模式的绩效不仅要关注不同分权模式的静态效率,还要考察分权模式变化和制度边界调整过程中产生的转化成本。金融体制改革设计应该基于对金融分权模式绩效的客观评判,而不是对集权或分权的盲目推崇。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子尧认为,由于契约短期性等限制,PE的参与并未发挥公司治理优化效应,反而加剧了正向盈余管理;PE参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更隐蔽,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兼而有之,且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要高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声誉、是否联合投资等PE特征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据此,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在优化公司治理、净化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相关制度设计必兼顾有效约束私募基金因投资契约的短视行为。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的金小明认为,温州实体经济落后于虚拟经济,GDP增长、财税收入不尽人意。一方面民间资金多、投资难风险大,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难、利率高。针对这些困难,建议以BOT项目带动小微企业吸收民间资金和外流资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以个人、行业、街道乡村、财政共筹融资风险金并建成全市融资抵押公积金,形成个体、行业、街道乡村、财政和融资相关方连带风险责任的互助互保融资担保体系;以项目质效保证体系认证和企业阴流子(能力欲望)值评估形成综合抵押体系来解决小微企业抵押不足贷款难;在温州指数中增加金融约束指数形成借贷双方都乐意接受的临界(高)利率,解决贷方市场、融资萧条问题;建设金融商务开发区、布点全市金融超市来保障多种金融组织、多种金融产品、完善金融监管服务等的便捷运行;开发计算机融资信息管理系统,以柜员机操作减少权力干扰、提高融资速度。当这创新元素融入“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的实施中,自然会形成金融洼地。

山东大学的傅利福认为,银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金融抑制会影响两者之间关系。进一步地,银行业集中度对竞争度的影响存在区制转化效应。目前我国银行业正处于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政府应当正确认识银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度之间的关系,将强化竞争的环境而不是取消市场势力作为政策目标。

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进程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资源匮乏、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美元储备贬值和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等多重压力,经济转型紧迫性日益增强。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应充分发挥金融领域市场化在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大作用,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政府力量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宏观主导作用,而市场力量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央财经大学的唐宜红认为,利率和汇率作为一国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价格的内部和外部的货币反映,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的金融信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是有限的,缺乏两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然而,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充分自由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过程中逐渐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都变得日益密切,这样汇率和利率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对方,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反馈系统。因此,研究二者的内在联系机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和汇率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参考。

广东财经大学的黄正新认为,通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是货币当局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的结果,可通过理论模型对承诺解、欺骗解、均衡解、陷阱解来依次推论。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短期是学习型、适应性预期,长期属无偏性、有效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中国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存在但并非显著。超常经济增长冲动和政绩导向,投资增长是通胀预期陷阱的宏微观主导诱因。应重点提高政府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立调查统计监测体系,政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强化通货膨胀调控等。

中央财经大学的苑西恒指出,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暴露出当前我国存在的一国四币问题的弊端。加强两岸四地间货币合作,实现货币一体化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借鉴欧元和特别提款权的发展经验,考虑报告的实效性,名义偏差指数也是一个有利的监管指标。

广东财经大学的苏国强认为,珠三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商业银行在产品方面,有一定比例的客户对贷款利率设置、理财产品收益率和手续费设置给出了比较不满意的评价。对产品创新性评价中,大多数客户则表示不太清楚。在服务方面,大多数客户没有遇到过投诉和ATM故障的情况,所以选择不确定的人数较多。除此之外,其它几个方面农商银行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如网点位置便利、网点和ATM分布广泛、网点环境舒适、员工服务态度好、员工办理业务快捷、注意保障客户个人信息等方面都获得了客户较高的满意度。那么一方面,未来农商银行应该注重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不断运用高科技手段增强创新能力,优化产品开发和推广流程,以特色产品适应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银行的员工不仅要求掌握各类金融知识,具备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替客户办理完业务,还要求员工时刻保持热情的服务态度,让客户感受到真挚的人文关怀。

辽宁大学的周帅认为,将货币权力分成基础性权力和工具性权力有助于将国家实力转换为货币权力时有的放矢。其一,从货币基础性权力上来说,一方面经济上中国应处理好国内经济,使之平稳增长,采取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良好的经常账户和债务状况,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发展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政治上中国应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政权稳定及经济决策公开透明,同时增强军事实力并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韬光养晦”,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推进货币基础性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所作为”,依托自身基础性权力的增长,主动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掌握规则的制定权,使这种基础性权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二,从货币工具性权力来说,中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打造上海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努力为周边国家提供终端市场,努力通过政治与经济手段在工具性权力来源三个领域做出推进,同时也要谨慎使用货币的工具性权力,以免使他国产生反依赖倾向。

五、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不可持续性正日益凸现。因此,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在本质上需要调整已经实施多年的基本政策。未来5—8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对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需求明显增大。市场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或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政府都必须发挥其作用,履行其社会经济职能。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界定政府职能,如何定位政府角色,如何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政府对经济的有效调控并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对于探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全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也秉承开放讨论、共同进步的学术理念,加强全国经济学领域博士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衷心希望与海内外经济学界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一起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共同促进经济学科发展与高校学术繁荣,为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姚凤阁、徐林实、李娟、周正,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现代商务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50028,电子信箱:yfg1971@qq.com。作者感谢与会代表的参会论文和发言讨论,感谢国家社科基金(11BJY08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90338)、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的资助。

(原文见《经济研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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